专家建议上调中国粮食价格 以应对外资介入挑战

　　中国粮价上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对农民有高额补贴，所以他们的农民可以通过种地获得社会的平均收入，而中国农民从建国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承担稳定国民经济基础的重任，在计划经济时代付出沉重代价，到市场经济时代依然在付出代价。

　　■韩琪 章弘毅

　　中国粮食价格上涨的必然性

　　（一）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造成种粮成本上升

　　近年来，粮食价格虽然不断上升，但农用市场资料价格涨幅更大。2007年以来，在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不过5％的情况下，化肥价格上涨幅度大部分在50％－72％之间。农民种粮基本上无利可图。现在国内与粮食有关的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等环节，都已经实现市场化了，但是粮食价格波动却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虽然有粮食补贴，但其增幅远远赶不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幅度。中国粮食市场实施以国家储备粮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体制。这种购销体制加上国家财政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稳定国内粮价的两个支柱。政府主要通过调节最低收购价格和补贴来影响市场粮价。现在随着农资价格上涨幅度远大于国家补贴的增幅，农业补贴已失去稳定粮价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粮价必然会上涨，也应该上涨。

　　（二）国际粮价高企成为带动国内粮价上涨的外因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业和世界农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受世界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近年来受极端气候影响，世界粮食产量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粮食产量为22．09亿吨，比上年减产1．2％。而受各种因素影响，世界粮食需求持续增长。2006年世界粮食总需求为22．77亿吨，比上年增长1．5％。其中，谷物消费持续增长，需求大于产量7174万吨。谷物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用粮增加。一减一增，这就造成世界粮食库存大幅下降。2006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为3．74亿吨，比上年减少7308万吨，下降16．3％。粮食期末库存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6．9％，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粮食安全线。2008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累计涨幅近70％。全球粮食供应面临危机，有28个国家出现粮荒，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35年来的最低。这些因素带动了世界粮食价格总体水平大幅上涨，目前英国小麦价格同比上涨1倍，法国小麦期货价格创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处于世界粮食价格洼地。2008年5月以来，国际市场上1斤大米的价格超过了6元，而同期国内市场还普遍在每斤1．50元左右徘徊，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4；除大米外，国内面粉价格大约5800元／吨，国际市场价接近7000元／吨，相差约20％。虽然2008年国家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标准，但是，小麦平均生产成本比2007年上升220元。如果考虑到农民的用工成本，农民生产小麦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可以说，当前中国粮食的绝对价位，不仅明显低于国际麦价，甚至比不上1996年的价格水平。

　　从长期来看，美元仍将是国际粮价的主要价值尺度。考虑到美元贬值的趋势未改，粮食等以美元计价的农产品，其价格仍处于持续上升的通道。现在由于中国的粮食实行进出口管制，因而粮价主要由国内的供求来决定。我们可以想见，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粮食不可能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始终保持低粮价而独善其身。高企的国际粮价必然迟早会传导到国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粮价必然会上涨。

　　（三）粮价过低使农民缺乏生产商品粮的动机

　　无论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角度还是从市场主体公平性的角度，中国目前的低粮价都是不可持续的。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来说，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可是粮价过低，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不少农村的土地主要靠“3899部队”即妇女老人耕种。青壮劳动力即使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兼业化现象也非常突出。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兼业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无力顾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农业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都不高，农业生产能力下降。这实际已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

　　从市场主体公平性的角度看，从事农业生产也是商业活动，既是商业活动，至少要得到平均利润，现在的情况是连成本都不一定能弥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受到严重削弱。现在虽然转向市场经济，分散的小农经济依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生产力水平，并且还要面对大市场的波动，加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品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又在不断下降，所以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在市场上的地位并没有因实行市场经济而根本改变。农民天生处于一种市场弱势地位，又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是对政府决策影响最小的社会群体。既然不能用手投票，农民的自发行为就是用脚投票：中国由于农民人数过多，本来粮食的商品率就不太高，现在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粮食日益成为自给性生产，农民缺乏生产商业粮的积极性。现在由于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这一问题还不突出，将来随着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这个问题将日益凸显。

　　中国粮价上涨的必要性

　　（一）粮价上涨是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到2007年末仍然有55％的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保证国民经济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增加收入？农民的农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向市场出售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价格不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粮食丰收带给农民的好处十分有限，农民难以通过增产来增收。我们知道，只有当市场供不应求时，粮食价格才可能上扬，农民才可能增收。但是丰收伤农，歉收伤民，在中国，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带来的价格波动，都是政府调控的对象。因为食品类价格在我国CPI权重中占比1／3，若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无疑会加剧通胀态势。所以，只要粮食价格一上涨，政府马上采取对策，或者抛售国家储备粮平抑粮价，或者调整最低收购价格，或者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总之尽量使粮价不要上涨。这样做虽然也可以使农民有所增收，但幅度不大，其结果，造成中国的粮食价格始终处于低位。农民增收成为一句空话。

　　（二）外资介入粮食生产将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挑战

　　从国际上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看，粮价上涨不是一个短期趋势。外资具备足够的进入价格上涨潜力最大的粮食市场的动机。在多哈部长会议谈判再次破裂、各国死保农业底线的今天，高盛公司近期斥资2亿至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10余家专业养猪场。其他国际投行在中国农业相关产业链领域也在不断追加投资，例如2007年中，德意志银行面向全球发行了“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该基金起购点在1万美元以上，将投资定位于以农产品为主的食物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不同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中国，可见中国农业市场存在的巨大商机。这些信号表明，随着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的利益攸关，中国的农业及食品产业链正在为国际资本创造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显然，外资的逐利性必将导致外资进入粮食生产和粮食加工业，如同中国肉价上涨导致高盛公司斥资进入养猪业一样。前些年中国的大豆市场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跨国粮商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4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90％的大豆进口量，目前国内植物油生产和销售终端，基本上控制在外资手中。中国正不得不承受大豆价格暴涨的后果。外资借此加大对粮食加工企业的新建或收购，进入国内粮食流通市场；甚至利用农民弃耕的机会，大规模开展土地收购和兼并，试图将我国的农业控制在其手中。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如果大豆产业的遭遇在其他粮食产业重演，到那时，粮价上涨就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愿望了。既然粮价上涨是一个确定的趋势，那么与其肥水流入外人田，还不如将粮食涨价的“肥水”留给中国农民。

　　调整国内粮价的政策主张

　　怎样才能将粮食涨价的“肥水”留给中国农民呢？有两个政策设计可以考虑。

　　一是政府不要动辄对粮食价格上涨进行宏观调控。在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含义通常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粮价上涨。其实，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属于通货膨胀下补涨和比价复归的自然过程。当粮食之外的所有商品价格都发生大幅度增长，单纯控制或靠补贴方式抑制粮价上涨，不仅会打击农民种粮和出售商品粮的积极性，而且可能导致不合理的需求，包括走私增多、补贴包括中国有钱阶层和外国在华公民的消费、促进对粮食的不合理加工和转换、粮食消费的浪费等。现在有“全球粮食危机，中国独善其身”之说，但我们不能因为国内粮价没起大风波就天真地认为“世界粮价头疼脑热，中国连喷嚏都没打一个”。因为现在这种现象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与其他人们生活必需的大宗消费品一样，中国还是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粮价。

　　政府如果要调控粮价，那么就应该是参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粮食补贴的增幅调整到与农资涨价同步或者高于农资涨价的水平，农民才会有增产的积极性。国务院2008年讨论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也提出具体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国家财政支出重点向农村倾斜，逐步理顺粮食价格，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理顺粮食价格的政策含义就是上调农产品价格。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粮食的国际贸易，现在国际上粮价大幅上扬，完全由财政来承担粮价上涨的成本是不现实的。设想如果放开粮食的国际贸易，让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接轨，农民便可从种粮中获得大量增收。这自然会带动国内粮价上扬，从而吸引农民回归土地种植粮食。短时期内，对粮价上涨带来的负担，除了低收入阶层可由政府补贴外，其余社会阶层应自行消化。这是深化改革、拯救中国农业的成本，社会各阶层都应该分担。完全由财政负担，将会使这项政策实施不下去。如果国际粮价有朝一日低于国内粮价，那么为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和粮食的均衡生产，再调整进口政策不迟。

　　可以想见，上述两条政策设计，毫无疑问会遭到国内除农民阶层以外的所有阶层反对。但是，各行各业都放开了，从业者都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获益，凭什么就只能是农业例外，必须由农民承担成本呢？这公道吗？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对农民有高额补贴，所以他们的农民可以通过种地获得社会的平均收入，而中国农民从建国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承担稳定国民经济基础的重任，在计划经济时代付出沉重代价，到市场经济时代依然在付出代价。他们只能通过进城打工、兼职，来补贴农业种植，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全国人民都应该有思想准备，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高粮价时代。

　　近年农业经济的运行特别是价格波动现象深刻表明，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未来趋势判断，农产品供求关系将由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阶段性特征向农产品供给长期偏紧的特征转变，农业发展正处在关键转折时期。针对农产品供求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要未雨绸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我们的政策制订不能只顾眼前，不管长远。虽然眼下不调整政策我们也能活下去，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外对于粮食的需求都在日益增长。比如人口的增加还在持续；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肉类消费比重越来越高，由此带来饲料需求的持续增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城市人口，从粮食的生产者变成粮食的消费者；粮食与能源争夺土地、与城市争夺土地，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要求粮食生产必须未雨绸缪，构建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通道。所以，理顺市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市场经济下，必须尊重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否则市场规律的作用将使整个社会都自食其果。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