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东三省最大古籍宝库(图)

本报记者关捷

　　辽宁省图书馆是东三省最大的古籍宝库。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走进庞大的地下善本书库，如同走进阿里巴巴所描述的藏宝洞，这里“珠”光闪烁，这里“宝”气弥漫，这里令人大惊失色，这里令人叹为观止。天哪，这里居然有56万册的古籍文献，其中善本古籍12万多册，普通古籍34万册，未整理古籍近10万册！有关权威资料统计显示，这座宝库是十分罕见的。

　　甚至素有“一页一两黄金”之称的宋元刻本，这里居然也拥有百余部，这些珍宝大部分出自清宫，很多是精品、孤本。其中的海内孤本《抱朴子·内篇》，是现存《抱朴子·内篇》中的唯一宋刻本。这本书原为晋朝葛洪所撰，辽宁省图书馆藏的这一部是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临安府荣六郎刻本。荣六郎书籍铺，原是东京城相国寺东门大街上著名的“出版社”，靖康之变，荣氏随众南迁，在临安府中瓦南街东重新开张，刊印了大量唐宋诗歌、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对繁荣当时和推进后代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抱朴子·内篇》是其刊印的重要作品。此书半页15行，28字，白口，左右双边。框19.6cm×12.1cm，钤有“竹坞”、“江左”、“季振宜藏书”、“御史振宜之印”、“乾学”、“徐健庵”、“炳文秘玩”等印记，其特殊价值，还在于卷末的五行七十五字的刻书牌记，是今天研究宋代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韵补》，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古代音韵学的著作；《画继》和《五代名画补遗》是世上现存屈指可数的南宋临安陈起父子所刻的书。这些藏品在我们中国古籍业界放射着迷人的光辉，它们是辽宁乃至东三省文化天空上的日月星辰。

　　然而，还远远不止这些。

　　惊叹，居然有“殿版本”“闵凌刻套本”“稿本”

　　全国古籍界公认，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文献质量奇高，有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珍本，让全球同行的目光久久发烫。

　　比如这600多种、1000多部的清代殿版本。

　　当中国出版史运行到清代时，实际上，就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末年（1911）的295年中，政治、经济、军事呈现出盛衰交替的历史常见形态，但文化，至少是文化中的出版业却出现了常盛不衰的超常态现象。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清帝王比历代统治者都更重视书籍的出版，其编书量之多，刻书量之大，堪称历史之最高峰。清廷设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即内务府和武英殿，一府一殿所刻印的书被藏家们称作“殿版书”。这种书文字多用汉字，兼用满文、蒙文，版式开阔，刻工整洁，印刷精良，尤其是乾隆以前，雕刊印工更是绚丽多彩。由于盛京是陪都，入关后的历代帝王都对内务府和武英殿有明确规定，每刻印一部书，都要恭送到盛京宫内尊藏。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殿藏本绝大部分竟是没有裁切的毛装书，这为我们保留了当年书籍装订过程的原貌。就清代殿本的收藏而言，辽宁省图书馆与北京故宫图书馆平分秋色。

　　由明代浙江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两大富族辑评校订，并采用套版印刷技术，用纸质精良的白绵纸套印的书籍，后人称之为闵版书，也称闵凌刻。现在辽宁省图书馆馆藏闵版书已达119种，为国内收藏闵版书之最。记者看到，这种书刻字端庄，版画美妙，工笔细均，纸质精良，装帧考究，套印精湛。民国年间的学者陶湘利用30年的时间，不惜重金，共搜集130种闵版书，且精心装裱成金镶玉装，配制成统一蓝布函套，使之升华为收藏的极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将这些至宝卖给伪中央银行总裁伊尔根觉罗·荣厚。长春解放后，至宝为辽宁省图书馆收藏。

　　辽宁省图书馆还收藏千余部稿本、抄本。其中半部稿本《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小说集，有着特殊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是无可争议的绝对的稀世珍宝。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本来已于嘉庆元年刻印完毕，可是，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看着看着，还是看到了不满意的地方，于是又在刻本上进行删改，用朱墨笔将补正的文字写成纸条粘在书眉处，这样，刻本又还原成了稿本，“刻”“稿”合一，世所稀见，价值一下子飞升到九重之上。

　　赞叹，罗振玉长孙、金玉黻先生和蒲松龄后人慷慨捐赠

　　那么，这么多的国宝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撤离长春时，将收缴的伪皇宫的一批宋、元、明版善本运到佳木斯。次年交给正在筹建中的东北图书馆，这就是辽宁省图书馆的第一批古籍藏书；1948年11月，辽宁省图书馆接收了原国民党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图书馆的藏书，其中包括东北大学、冯庸大学、沈阳故宫及张学良的藏书，同时还接收了原国民党辽宁省图书馆的藏书。

　　从1948年2月开始，一批开明大义之士怀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纷纷将家藏的古籍秘本拿到辽宁省图书馆进行捐献。开风气之先的是，哈尔滨的著名藏书家孙丹阶捐出了25000余册古籍，还有大批的碑帖和拓片。紧随其后的，是一位宝鼎级大师的后人。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是我国近代伟大的语言文字学家和藏书家。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他是“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的私人藏书十分丰富，特别是他收藏的稿本和抄本，多有稀本和孤本。比如清初抄本《山中闻见录》，记述的居然是努尔哈赤的兴起和征战史实，这在史学研究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因为历来发现的清入关前的史料都是微乎其微的；清道光年间朱昌颐抄本《出围城记》记述的英帝国主义1892年入侵上海及当地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史实。1949年，他的长孙时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的罗继祖先生向辽宁省图书馆捐赠他生前收藏的16010册善本古籍。还有家刊本4万册。其中宋元版书30多部，明版书100余部，明清抄本200余部，罗氏稿本30部，题跋本60部，朝鲜、日本古籍400部。其质量之高，价值之大，在辽宁省图书馆善本来源中仅次于长春伪皇宫和沈阳故宫图书馆的藏书。

　　罗氏的义举，让著名史学家金玉黻先生想起了“当仁不让”这个词。他于1950年将个人藏书和以辽海书社名义刊行的古籍书全部捐赠辽宁省图书馆；

　　1951年，蒲松龄的九世孙蒲文珊将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和《聊斋杂记》的手稿捐给辽宁省图书馆；

　　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教授张少铭先生将其祖传的山东小飞仙馆的藏书600余册捐给辽宁省图书馆。

　　至此，辽宁省图书馆作为东三省最大古籍宝库，已基本成形。天下的读者应该为这些开明大义人士热烈鼓掌高声喝彩。这才是真正的爱书人，这才是真正的大藏家。国宝乃国人之宝，应当为国人所共赏。那种把宝贝拴在肋骨上待价而沽或发誓要携入棺材的藏家则算不得藏家，顶多顶多是为私欲服役的守财小奴婢。文化一旦被居为己有失去了传播的意义，就必然变成折翅的凤凰。

　　惊叹并且赞叹，前无古人的整理保护和开发

　　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整理问题。辽宁省图书馆对善本古籍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1952年。当时为了避免因朝鲜战争可能发生的不测，图书馆将善本书疏散到黑龙江的北安。由以陈国庆、金景芳、仲维霖、安文溥等先生为主的12人组成了整理小组，到北安去整理善本古籍。根据陈国庆先生的意见，整理小组设计了善本基本卡，用相当于A4纸大小的薄纸板进行双面印刷，项目包括书名、卷数、著者、出版年、刊抄者、藏版处、框宽高、行款、书口、边栏、刻工、写工、字体、纸质、墨色、印章、题识、装帧、函数、册数、抄补字数、残存情况、书影、鉴定意见等，凡是能反映书的情况和特点的内容全部囊括进去。从此，馆里的善本古籍有了户口和档案；第二次整理是1963年至1966年，以陈国庆为组长的善本组对第一阶段的整理结果进行重新审定，采用《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分类表分法，对1952年填的基本卡未尽项目进行补充。这样，第一次整理的成果得到了更为科学的提升。第三次整理是1978年至1985年，从1978年起，全国开始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制订有统一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和分类表。辽宁省图书馆为了完成编目工作，组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工作班子，对馆藏善本逐一进行鉴定著录。用整整8年的时间，到了1985年将全部善本古籍重新鉴定著录完毕，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分类表重新分类，改变排架方式，把原来按版本分类排架改为按版本固定排架。同时，整顿了目录，建立了分类、书名、著者、排架四套目录。从此，馆藏的善本古籍走向了秩序井然。

　　辽宁省图书馆原有的线装古籍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函套，或者有也大都破损。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馆藏里的“奇珍异宝”每时每刻都要忍受“虫”、“尘”、“光”的蚕食。1986年文化部拨给辽宁省图书馆15立方米的樟木，用于古籍保护。1988年，赵成山馆长决定用这批樟木为善本书做盒。这个馆的特藏部责成专人负责，聘请省内的精工良匠在馆内苦心做了七个月，共做了825个精美的盒子。馆员们长出了一口气，在盒盖上刻上书名，把宋、元版的全部和嘉靖以前版的一部分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可是，明朝嘉靖版以后，还有大量亟待保护的稀世古本，怎么办哪？对此，辽宁省图书馆的同志们心急如焚。他们于1991年，又向上级申请了20万元的古籍保护专项款。这一年的上半年，有关负责同志几乎跑遍了全国产樟木的地方，寻找物美价廉的材料。最后终于在桂林的黄冕林场以每立方400元的价格买下了200立方米的樟木，这回他们一口气制作了7782个樟木盒，使已经入藏的善本书全部装入樟木匣和函套，这样，就从根本上扼制住了“虫”、“尘”、“光”的侵害。至此，古籍善本应该安然无恙了。

　　2000年省财政先后投入资金500万元，为辽宁省图书馆建成了地下善本书库，配置了国内一流的消防报警灭火系统、防盗报警系统、中央空调吸湿机以及密集书架等，古籍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加强。在2006、2007年的两年中，省财政每年为辽宁省图书馆拨古籍保护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改善古籍保护条件、建设古籍修复室，开展古籍普查和古籍修复等。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先后派人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学习修复技术。2004年以来，辽宁省图书馆还每年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为香港、澳门、福建等地培养了一批古籍修复人才。现在，修补技师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但由于藏书“烟波浩渺”，即使是在现有书不继续损坏的前提下，按目前的速度，也要修到一百年以后。

　　一百年，太久远了。现在的读者要阅读怎么办？总不能等到一百年后全部修完再开放吧？为解决读者复制文献问题，实际上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照相缩微复制工作。1966年，从国外进口微缩翻拍设备，首先成功拍摄《盛京时报》。1984年，国家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辽宁省图书馆因为是古籍的重要藏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要拍摄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为选书标准，规定全国重复者只拍一部。即便是这样，到了1992年拍摄结束，辽宁省图书馆也还是拍了358989种。从此，为读者的复制服务又上了一个现代化的台阶。同时，辽宁省图书馆先后参加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中国馆藏高丽古籍综录》、《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等书目的编制工作。特别是1989年至2004年由辽宁省图书馆牵头，东北地区51家单位参与、省内20家单位参编的《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的开展，是对全省古籍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汇总和梳理。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在馆长王荣国积极倡导下，一批馆藏孤本、珍本整理后影印出版，使得深藏秘阁的典籍得以“辞楼下殿”贴近更广泛的读者。比如《辽宁省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等。另外还参与了国内有关部门影印出版古籍的计划，为《中国兵书集成》、《官箴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刊》、《中国善本再造工程》等出版项目提供了底本。一批馆藏孤本、珍本经整理影印出版，使孤本不孤，得以广布流传，被更多的人利用。

　　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所有的财富都是全体人民的，应该让人民共同分享。我们相信，辽宁省图书馆这座东三省最大的古籍宝库，随着科学管理的逐步升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能够便捷地深入其中，去寻珍探宝。

　　2008年7月，辽宁省图书馆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42部古籍入选国务院首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那么，辽宁省图书馆到底有多少宝藏，它们现在的状态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