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书
漆器是用漆汁髹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而制成的艺术品及日常器具。古人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汁液，用它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颜色，从而光彩照人。漆器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要制作胎体。胎为木制，偶尔也用陶瓷、铜或其他材料，也有的用固化的漆直接刻制而不用胎。随着工艺的发展，逐步出现彩绘、描金、戗金、填彩等技法，或在器胎上髹漆至一定厚度，再在上面运用多种技法进行装饰，还有的在漆器上镶嵌金、银、铜、螺钿、玉石等，以组成华丽的花纹，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
漆器的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且能抛光到可与瓷器媲美。与陶瓷、丝绸一样，中国漆器工艺是华夏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
漆器自古以来就以财富、地位、权力象征物的面目出现，一度被统治阶级视为崇尚之物，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我国是世界上用漆最早的国家，大约在七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制造漆器了。1978年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其涂料即天然漆。战国时期漆器生产更加发达，工序更加复杂，耗工耗时，品种繁多，不仅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和艺术品，而且还应用于乐器、丧葬用具、兵器等，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
汉代漆器以黑红为主色，漆器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漆器制作有了专用的特殊房间，称“阴室”，工匠分工十分明确，有素工、髹工、画工、清工等，这都说明了当时漆工艺的技艺之发达以及规模之宏大。漆器品种又增加了盒、盘、匣案、耳环、碟碗、箱、唾壶、面罩、棋盘、凳子、几等，同时，还开创了新的工艺技法，如多彩、针刻、铜扣、贴金片、玳瑁片、镶嵌、堆漆等。漆器图案根据不同的器物，以粗率简练的线条或丰富复杂的构图表现，增强了人或动物的动感与力度。黑红交替的色彩产生光亮、优美的特殊效果，形成独特瑰丽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个流动飞扬、变幻神奇的神话境界。
唐代的漆器制作有显著的发展，从漆器工艺闪烁的灿烂光辉折射出盛唐经济文化的发达，其技艺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影响。
中国漆器到了明清两代发展到全盛时期。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注重实用性向装饰性转变。明清时期各地漆作工艺也尽显其能。明初以嘉兴西塘张成、杨茂的作品风格为基础，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和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艺术一度衰落，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岐刻样，苏州漆作仿制成功，宫廷御用雕漆也就大多由苏州制作。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且五彩缤纷，名漆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卢葵生、夏漆工等，后者尤擅制仿古剔红、填漆漆器。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系由名漆工沈绍安用传统夹纻法所创。
了解了中国漆器的发展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每个时代漆器的器形、装饰纹样、制作工艺、款识规律等都有各自的特征，这对于我们鉴别它们的制作年代及评判其价值非常重要，通过仔细地观察比较、全面考虑、认真辨识，就能够得出准确的结论。如通过对器物款识观察可以发现，同一时代不论是漆器，还是玉器瓷器等，款识字体基本一致；器形方面，战国秦汉有盘、案、耳杯、盒、壶、樽、奁、凭等，六朝时则造形更多；唐代以金银平脱器见长，宋代开始可以见到的漆器实物就比较多了，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了；而明清时期的漆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剔红，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时代特征较为明显。如天津市文物公司曾拍出的一件明宣德剔红富贵牡丹纹圆盒，底面一侧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盒呈圆形，周身髹朱漆百道，盖面正中雕刻盛开怒放的牡丹花3朵，周边辅以小花，枝叶肥厚，充满画面，筋脉舒卷有力。盒外壁也满饰一周牡丹纹，盒内及盒底均饰黑漆。这与永宣时期的造型、工艺、针划行书落款方式等特征完全吻合。元末明初之际，花卉纹装饰居多，由于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故被更多采用（见题图）。
近年来，漆器为越来越多的收藏家所青睐，漆器的升值前景也比较乐观，因为人们对其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其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对其保养能力在不断加强。综观各大拍场的明清漆器精品成交结果也是一路看好，成交价格屡创新高，足见其潜在的收藏价值还是很大的。
总之，漆器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品，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之一。它历经商周直至明清数千年的发展，无论是造型、纹样，还是装饰技法，均精美绝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无论是唐代的金银平脱、宋代的一色漆器、元代的雕漆，还是明代的百宝嵌、清代的脱胎漆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古今中外各阶层人士的厚爱，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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