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鼓励新闻舆论监督记事(图)

　　两个“烫手山芋”的归宿

　　——昆明鼓励新闻舆论监督记事

滇池治理实行河长制

　　“滇池治污”和336个“城中村改造”，一直是昆明的两个“烫手山芋”。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具体的时间表。

　　值得关注的是，昆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鼓励新闻舆论来监督这个“时间表”。

　　9月12日下午，在昆明邦克饭店，一个昆明市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场景在这里展开，昆明市党政人大政协4套班子的主要领导亲自给包括本报在内的中央和省市等7家新闻媒体颁发了“昆明市新闻舆论监督员”聘书，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仇和说：“昆明市要以开放倒逼改革，强化新闻舆论监督，为现代新昆明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新闻监督方面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既是昆明市一项高招，也是应对改革中出现新问题的解决之道。“高跟鞋不敢穿了”

　　昆明的地域文化极有特色，属于典型的“坝子文化”，因为自然条件的恩赐，一般情况下要想“大富大贵”不可能，但满足小康小富状态，因此形成了小富即安，不求超越的所谓“慢半拍”地域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昆明的发展变化也很大，经济总量“自个跟自个比”，也相当惊人，但是，一旦和周边的成都、贵阳、南宁比，其差距很明显，而且近些年明显处于缓退中。

　　遗憾的是，昆明的不少官员还陶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中。一位在市政府供职的王姓干部说，“拿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过去比，这纵向比谁没有发展变化，谁没有成就感啊。拿自己和省内其它15个州市比，昆明一个城市集中了全省70%的资本，这样和别人比发展快慢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今年初，昆明推动新一轮改革以来，市民明显感到老旧而四平八稳的昆明越来越风云激荡，“改革”这个在中国，当然包括昆明已经说了30年的词汇，似乎被重新赋予了更加时鲜的含义。昆明新一轮改革毕竟才8个半月，城市发展变化似乎不大，可视性强的景观并不多，但市民分明实实在在感觉到一种官风的变化，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市总工会和市委隔着一条马路，我们经常在夜里加班后回家，总是看到市委办公大楼灯火通明，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杨丽告诉记者。“当然我们工会习惯了这种状态，这些年我们都是这样快节奏工作的。”

　　来自市委一些女干部的说法则是，现在“高跟鞋都不敢穿了，经常要小跑着赶速度，不然跟不上书记的脚步。”

　　一家美容美发店老板告诉记者，她以前的顾客群中公务员占很大成分，“现在很少来了，偶尔来一个做头发的女干部，问她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人家说太忙了，没时间来了。”

　　“治官”是统领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纲”。

　　今年元旦期间，仇和到昆明市环保局进行调研提出了治理滇池污染“五治”的说法：“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把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省略后，就变成“欲治滇池先治官”！

　　纵观滇池几十年来的污染及治理情况，这个判断明显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新的市委领导认识到这一点，新闻媒体以舆论监督方式的介入，从市委、市政府的角度说，就是进一步的开放，以开明、开放的态度倒逼昆明的各项改革，以开放促改革，“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支持新闻舆论监督。”“不同的声音”是清醒剂

　　今年4月，昆明市举办了新闻发言人培训。在4月25日结束的昆明市新闻发言人培训会上，昆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海发表示，昆明在全市各个部门设置新闻发言人，是为适应昆明扩大开放的需要，通过定期的新闻发布不仅有助于社会各界了解昆明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是将政府各级部门置于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昆明已经发布了近60场新闻发布会，各种重大政务信息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及时通报。

　　据了解，除了以新闻发言人为主的新闻发布外，昆明市要求各级部门以情况通报会、提供新闻稿、网站发布等多种方式发布新闻信息，提高行政工作的透明度。通过相关培训，昆明各级部门已有100多人成为昆明各行各业对外发布信息的新闻发言人。

　　7月21日7时05分和8时05分，昆明发生了两起公交车爆炸案，发生爆炸的2辆公交车均为54路。下午3点，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公布了公安所掌握的案情。这在往常应当被封锁，至少不会很快通报社会的案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公布，不仅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且使社会公众打消了不少因传闻而产生的顾虑。

　　按照市委领导的观点，新闻媒体有着“保健医生”的作用，是良师益友，可以帮助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仇和说：“一些干部在突发事件、媒体炒作面前往往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所以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这些人在应对媒体方面表现出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造成损失。”

　　不仅如此，昆明市一些干部以前对所谓“负面新闻”采取的态度是“讳疾忌医”。隶属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旗下的《都市时报》，2007年2月13日曾报道了富民县用油漆涂荒山搞绿化的一则批评报道，后来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上，一名领导严批该报42分钟。

　　但8个多月来，这种情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今，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昆明市的应对能力明显比过去有所提高。不少党政官员也逐渐习惯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质疑乃至抨击，做事逐步在向既看上司脸色，也看公众脸色的角度转移。

　　按照公布电话打过咨询电话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我为小孩读书的事打电话到市政府，我当时很冲动，但对方接电话的干部态度非常好，最后我自己不好意思了。”

　　不仅对县区一级领导的批评，就是对市委、市政府的批评，昆明市也体现了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最早对“仇和新政”提出批评、发出“不同的声音”的学者之一。

　　面对批评，昆明市委、市政府主动邀请姚洋前往昆明，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昆明的招商模式和环境治理情况。姚洋到实地看了，虽然修正了自己对昆明的某些批评观点，但他还是对“强力招商”保留了质疑。昆明市则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当做清醒剂。“烫手山芋”有了时间表

　　昆明市需要做的大事太多，其中最明显的如“滇池治污”、336个“城中村改造”都是棘手头疼的事情，之所以累积拖延至今，也证明这些工作的艰巨性。

　　昆明将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全部35条入滇池河道，均由昆明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河长”。从此，昆明市的许多官员就多了一个时间紧、任务重，在组织部门“职官志”里找不到的“河长”职务。

　　盘龙江河长是仇和，新宝象河河长是市长张祖林，大观河河长是市委副书记杨远翔，金汁河河长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培山，新运粮河河长是市政协主席田云翔……这些有名有姓的“河长”经过媒体公布，在落实入湖河道治理责任制的同时，市委把35名厅级领导干部也通过媒体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杨丽是虾坝河的河长。“到2009年2月1日，是规定虾坝河河水变清的时限，届时我必须下河游泳。”她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河两岸分别要扩出10米可通行汽车的道路，要栽树，变为景观大道，规划局还规划了好几个公园。”所有35条入湖河道都是这样的要求。

　　如果这些规划能够实现，这35条入湖河道将一改目前臭气熏天乌黑发亮的恶劣景致，一跃而成为昆明一大亮丽景观，为改善昆明的投资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另一个“烫山芋”就是“城中村”，多达336个。年初，仇和在和新闻媒体座谈时就公开表示：“"城中村"安全隐患极大。一旦发生地震，将成为坟场；一旦发生火灾，就将是火葬场。”

　　昆明城中村大约有17平方公里，大都在城市中心，里面住了11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6万人。有的楼相距间距极小，被称之为接吻楼或者握手楼。此前，由于牵扯利益关系过于复杂，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城中村”是个“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接，无人敢提出“改造”的概念。即使是“整治”，也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般的讨论上。

　　此次，昆明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从2008到2012年的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仇和斩钉截铁地说，“从现在起，在滇池盆地29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冻结任何行政主体、行政部门审批宅基地，农村无序建设必须全部停止，土地证、房产证、产权证一律停发，谁发谁负责，谁发就追究谁”。

　　2008年2月27日，7个城中村开拆。3月5日，《关于加快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见，这次城中村的重建已经定下了全部回迁。另外这次城中村改造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在设定政策时就很明确，涉及城中村改造与重建的很多收费性项目都要免掉。“让企业得利，要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滇池治污和城中村改造，进展如何，这自然是新闻媒体一直追踪监督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