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31日，李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主持千年议长大会。
2005年9月7日，吴邦国主持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两位委员长：联大舞“槌”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2000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两次联合国之行，无一例外都与元首峰会在同一时期展开。这两次分别是2000年的千年议长大会和5年后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出席这两次会议的领导人分别是李鹏和吴邦国。
事实上，李鹏在1992年1月就曾以总理的身份出席过安理会首脑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李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反响良好。
2000年8月29日，在去纽约的飞机上，李鹏就召开了一个陪同人员会议。在《李鹏外事日记》中，他回忆说：各种反华势力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对江泽民主席和我这次来纽约进行干扰破坏。我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同机返美，他介绍在美国“中国威胁论”嚣张，继苏联之后，中国变成美国之假想敌人。我简短讲了话，要大家作最坏的准备，作最大的努力，对付各种反华势力是一场斗争，要有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巧妙应对的部署，为完成我参加大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
联合国千年议长大会上，身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他在大会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基本看法，并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情况。“我是第五位发言，按规定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李鹏当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8月31日上午10时，李鹏主持了千年议长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保证会议按规定进行，李鹏在会议开始前就拿起了主席槌，告诉大家发言不要超过5分钟，“不然，我只能行使主席的权力了”。而在第二天下午看望纽约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使领馆人员时，李鹏对当时的发言记忆深刻：“分批照相后，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我讲话声音洪亮，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股劲头，可能是为海外赤子的诚心所感动。”
千年议长大会后，第二届议长大会5年后在联合国总部开幕。2005年9月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开幕式，并在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发言。吴邦国还作为大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当时陪同出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后来介绍说，吴邦国在发言中深刻分析了战后60年来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加强多边合作应当相互尊重、建立互信、共同发展的三点建议，并指出应当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积极作用，加强各国议会联盟与联合国的实质性互动，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胡锦涛：5分钟展示大手笔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最近一次亮相联合国大会，还是三年前的联合国60周年华诞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联合国首脑会议。作为出席联大会议的第五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出现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评论称，胡锦涛以国家元首身份进入大国外交和国际舞台不过二三年时间。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神态风格，他已经展现出雍容大度、挥洒自如和信心十足的大国领导人形象。
成立60年的联合国，2005年起开始更加正视改革的迫切要求，以至于“焕发新春”的口号都被印在了纪念徽标上。而究竟将怎样改革，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各国众说纷纭。
胡锦涛的讲话日期选择在了当地时间9月15日上午，当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张义山副代表亲历了胡主席的讲话过程，他对《环球》杂志回忆时表示，自己当时还为中国代表团抽了“好签”。因为按照规定，大会发言分时段进行，先后顺序是国家元首级、总理级和外长级。为了体现平等，每个时段都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
“我们那个签抽得很不错。在大会发言，出场太早了听众还没到齐，太晚了人又都散了。胡主席讲话的时间不前不后，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张义山对媒体表示，另外一个签是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也相当不错，正好在正中走道比较居中的位置，“所以会议期间看到胡主席坐在那里，许多国家的代表都主动过来与胡主席握手。”
中国前高级外交官陈有为表示，自己曾多次随同外长与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从代表席上观察会场风云。通常情况下，联大会场都比较松散，座席上交头接耳，人员进进出出，发言空洞老套居多，缺乏吸引力。但这一次，他在电视中发现，“当胡锦涛发表讲话时，会场宁静，各国领导人全神贯注倾听。在胡锦涛讲话结束时，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
这篇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对加强联合国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也正是在这短短5分钟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种新世界观就此在联合国会场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到访联合国的69个小时中，除8场多边活动，胡锦涛还进行了11场双边会见，包括同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同菲律宾、赞比亚、莫桑比克、印度、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马其顿、加蓬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同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国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的会见，以及同众多领导人的握手寒暄。日理万机的穿梭外交，成为贯穿胡锦涛联合国行程的鲜明主题。
也是在那次大会上，胡锦涛还提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今后两年内免除重债穷国的债务，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援助，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培训3万名人才等。
有外媒因此感叹，“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提出过这样具体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没有脱贫，何必如此阔绰地援助他国。但胡锦涛的这一大手笔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日益壮大，拥有更大的外援能力，表明即使北京已把大国外交置于全球外交的首位，仍然关心着第三世界，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本专题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江泽民传》、《江泽民出访纪实》、《李鹏外事日记》、《吴建民传》以及其他媒体的公开报道，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借重联合国舞台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领导人每一次亮相联合国舞台都格外引人关注。而从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亮相联合国会场至今，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登上联合国讲台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刘建飞教授看来，今天中国的影响力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1974年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也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虽然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合法席位，但中国的声音还是很容易被忽略。”
刘建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冷战时期是美苏两个大国在主导世界事务，联合国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无非就是表决机器”。而在冷战后，联合国的作用开始显现，一些大国也愿意通过联合国协调，而不是争斗，“联合国过去是斗争的舞台，现在是合作的舞台。”
对中国而言，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多边外交，而多边外交的最主要平台就是联合国，所以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冷战以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中国的目标。”刘建飞表示，中国领导人频繁参加联合国会议本身，也是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之一。“我们曾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基础，在联合国框架内来操作的，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提的建立所谓新秩序是想降低和减弱联合国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正式在联大上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了5项援助承诺，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负责任形象。
具体到温家宝总理的这次出行，刘建飞认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肯定会使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更强了，同时也令世界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国际舆论的期望增高是自然的，尤其是一些国家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人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期望是期望，现实是现实，”刘建飞表示，“中国肯定会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主张，包括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但中国毕竟只是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也不能超出自身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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