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员的太空记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白瑞雪、孙彦新报道

　　中国航天员的太空记忆

　　“神舟”五号、六号的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后都服用了中药汤剂,这种中药也将被带上“神舟”七号

　　距地球300多公里的高空——这是属于他们的世界。

　　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10月,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分别乘坐“神舟”五号、六号,完成了两次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飞行。在“神舟”七号飞船即将起航之际,他们的思绪,再次萦绕于那难以忘怀的太空之旅。

　　迄今为止,中国仅有三名航天员叩访天庭。然而,他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是中国人共同的珍贵记忆。

　　我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地球

　　《瞭望东方周刊》：回想太空之旅,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杨利伟:从出征到返回,每一个阶段都难忘。特别是在出征仪式上,当我走出问天阁、回头挥手的时候,眼睛里是含着泪水的。我真切地感到,国家给了我力量,让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飞船入轨后,当我从太空中看到地球,又是另外一种震撼——把近10吨重的东西弄到距离地球几百公里外的地方飞行,这凝聚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我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地球为我作支撑。

　　《瞭望东方周刊》:在太空中看地球,是什么模样?

　　费俊龙: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地球的美丽。在没有大气折射的情况下,蓝色的星球上面点缀着白云,颜色很真。我是飞行员出身,蓝色特别容易让人心静。

　　杨利伟:蓝色的海岸线和高山的轮廓都非常清晰。当飞船从地球的背面到太阳一面时,地球边界就会出现一道椭圆形的金色光环,它和在地球上看日出的感受不一样,非常壮观。

　　《瞭望东方周刊》：从这样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家园,思维方式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聂海胜:太空是神奇的。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在太空飞行的5天里,每当飞临祖国的上空,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下看。太空浩渺无边,只有那里最让你牵肠挂肚,那里有你的根。

　　费俊龙:在太空上看地球,你会觉得人类生存的环境其实很小,就这么一点点地方,一定要和平共处。后来我一看到战争的场景和难民的照片,心里就特别难受。对于自然灾害,我们无能为力,但人类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伤害呢?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瞭望东方周刊》：太空中还有些什么跟地球上不一样的感觉?

　　费俊龙:失重的感觉很奇妙,这是唯一不能在地面上模拟的。有点像游泳,又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用一点外力就能漂很远。一位德国同行问我还想不想飞,我说,这种感觉很好,我还想飞!

　　聂海胜:失重带给我们全新的生活,吃喝拉撒睡,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我发现,刚进入太空时,特别想吃辣的、带蒜蓉的东西。如果下次飞行能把新鲜水果带上飞船,味道肯定特别好!

　　费俊龙:“漂”在空中,肌肉是不受力的。从天上回来后,双腿要重新承受地球重力。我们刚落地的时候,腿使不上劲,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使劲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完全适应。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留下遗憾?

　　杨利伟: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就是时间太短了。我只飞一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时间是用秒和分来计算的。所以我一共只睡了半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尽可能用来体验太空生活。

　　费俊龙:我拍的照片太少了。而且,因为背景太暗,没能拍下繁星满天的情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补上!

　　飞行体验促进神舟改进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看到航天员在飞船里做穿舱等动作,这些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吗?

　　杨利伟:是的,太空中的所有行为都既是生活、又是工作。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体验太空飞行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以及微重力情况下人在操作、工作、生活中的特点,为后续任务提供依据。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费俊龙翻的那个跟头是“自选动作”?

　　费俊龙:飞到第三天,我想要做些什么,让大家知道我们适应了失重、生活得很愉快。我知道国外航天员在空间站做过前滚翻,于是就试着蜷曲身体向前翻。太空中翻跟头比地面容易,因为人本身处于漂浮状态,但要沿着自己的轨迹、控制姿态在原地转,还不能碰着飞船和其他物品,也得格外小心。我一连做了4个前滚翻,很舒服。这说明中国航天员跟国际同行一样出色,也说明我们在地面上针对前庭功能进行的训练是有效的。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你们好像都是躺在座椅上的。

　　杨利伟:那是因为躺在座椅上、绑着束缚带,便于在测控区内向地面报告。实际上,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漂”着的。飞船一旦飞出测控区,我就做各种失重实验。把飞行手册、笔和电池板抛在空中,手轻轻一推,它们就会漂动旋转,非常有趣。我还解开束缚带让自己漂在空中,一会儿倒立,一会儿旋转,尽可能做各种动作,体会身体的感受。

　　费俊龙:测控区外,我跟海胜还常常聊天。聊地面训练的事,交流钓鱼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多人飞行中,航天员之间的配合是不是特别重要?

　　费俊龙:是的。有人说,我和海胜彼此默契得像左手和右手。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中,我们尽力熟悉对方的一切习惯,除了对自己的操作了如指掌,还反复进行换位练习。我们甚至发动妻子在一起交流,共同研究我俩加强协同配合的方法。

　　聂海胜:其实,无论是神五还是神六,都是我们14名航天员集体在飞。我和费俊龙飞行的过程中,其他航天员都在为我们提供技术和心理支持。利伟执行完神舟五号任务后,又和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他毫无保留地把太空飞行经验传授给大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飞行经验,就是工程改进的第一手依据。

　　杨利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神五飞行中,火箭抛掉逃逸塔后,箭体与空气摩擦加上发动机频率与箭体产生的共振,形成了比较强烈的振动。这之前,这个振动频率被认为是对飞行没有影响的。但在将近10秒钟的时间里,我五脏六腑都感觉很不舒服。后来,发射神六的火箭采用新的计算方法,大大减小了振动。

　　聂海胜: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我们进入太空后,身体突然失重、造成方向错觉,也是根据利伟事先的提醒,才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调整过来。

　　费俊龙:神六飞行后,我和战友们讨论最多的是怎样控制移动。地面和天上控制身体的力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今后上天的航天员需要注意的问题。

　　制约任务成败的因素更多在心理

　　《瞭望东方周刊》：神七飞行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与前两次有什么不一样?

　　杨利伟:神七是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开篇之作,主要任务是出舱。神五、神六是工程初期的突破阶段,航天员被动大于主动。从神七开始,航天员主动大于被动,需要进行的操作更多,自主性更强。我们在神六训练中就提出了“航天操作零失误”的目标,这次进一步要求“航天员能够不依靠外界支持主动完成任务”。比方说,飞船是在不断运动的,出舱后一旦出现操作上的延迟,飞船可能超出测控区,无法得到地面支持,所以航天员只能独立完成任务。

　　针对出舱,我们增加了舱外航天服的操作、低压舱训练和水槽模拟失重训练等。训练强度比以前大,这也是跟实际任务需求相适应的——神七飞行中,航天员出舱前光是进行准备工作就要花上十几个小时,一个螺丝都要拧20多分钟。

　　《瞭望东方周刊》：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是否要求也更高了?

　　杨利伟:没错。我认为,在自动化程度高的情况下,制约任务成败的因素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操作上的。比如,飞船的自动控制失效、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有的航天员也许三五分钟就可以驾驶飞船“找到”地球,有的人则会越跑越远。这几年我与国外航天员交流时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舱门打开后是什么感觉?他们都说,出舱和在舱里完全不一样,出舱那一刻对心理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次任务,航天员乘组成员之间的心理相容性重要吗?

　　杨利伟:中国航天员已经在一起生活、训练了整整10年,我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相容性的问题了。几乎所有人都合作执行过训练任务,我跟其他13个人都配过对。没有上过天的航天员除了没有真正去冒险外,其他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可以说,我们14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但我们的任务密度不大,每次只能选拔更优秀和更适合的人去执行任务。

　　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是从零开始重新洗牌。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是一个职业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瞭望东方周刊》：执行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后,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利伟:从神六任务开始,我在作为航天员参加训练的同时,作为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承担了选拔和训练的管理工作。角色的转换,第一年不太适应,因为管理者和航天员对训练和程序的认识,角度完全不同。新岗位上需要学习大量的信息,这种学习比航天员学习更复杂、更辛苦。我这几年都是白天参加训练,晚上熬夜看资料学习,责任更大,压力更大了。

　　同时,在成为公众人物后,我们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对学生的活动很支持,我认为,通过我们唤起更多青少年的兴趣、让更多人支持航天事业,可能比飞行本身更重要。

　　费俊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航天人的光荣。上次我去比利时访问,一个老华侨告诉我,他在那里生活了35年,每逢节日,从没有人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但神五、神六飞行成功后,他的比利时朋友们纷纷邀请他共同庆祝节日。虽然只是小小的聚会,老人却感到,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真的站起来了。他的话让我深思。我为伟大的祖国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