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要说特别的地方，就是特别能吃苦。”当被问及刘伯明的成长过程时，他的父亲和老师几乎说了同样的话。高中三年，刘伯明每天上学要骑行40里路，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夏天进教室时，他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冬天进教室时，身上挂着白霜。
这三年，锻炼了刘伯明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为他成为航天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飞上太空则是刘伯明对慈母的最好报答。
小学时组装收音机
刘伯明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安县红星乡东升村一个农民家庭。9月18日，依安县刚下过一场雨，经过一条20多里的泥泞道路，记者来到了刘家。这是一间典型的东北农村矮平房，院里种着玉米、蔬菜。
屋内布置很简陋，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彩电。醒目处全是和刘伯明有关的照片：被中央领导接见的照片，和其他航天员在一起的照片……整面墙记录着一个航天员的成长与荣誉。
刘伯明的父亲刘志生穿着儿子寄来的军裤，看起来心情很好，但是言谈间稍显疲惫。不到两个月前，他刚出院。
老人说，上次见到伯明是在去年11月，父子俩在一起只待了两天。
老人没说，他想念儿子，自1985年后他们父子相处的时间可以用天计算，满墙的照片就是思念的明证。
刘伯明兄妹6人，他排行老二。刘志生说，伯明小时候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
父亲说，伯明小时候爱拆东西。当时家里最值钱的是一个收音机，结果被上小学的他给拆了。父亲很生气，“没事，我给你再装回去。”刘伯明很快把收音机组装起来了。“照样能听，整得还挺好。”刘志生回忆说。
自行车骑出航天路
屋外的土路，蜿蜒而漫长，因为刚下过雨，路面上是一个接一个的泥坑。这条路就是刘伯明高中3年每天骑车上学必走的路。
1983年，刘伯明考到依安一中读高中时，家里要同时负担5个孩子读书，以种地为生的父亲深感乏力。
刘伯明知道家里困难，决定不住校，而是跑校。学校离家近10公里，全是坑洼土路。好天气时走路都吃力，遇到下雨天就变成黑泥水，连下脚都难。刘志生说，高中3年，刘伯明每天三四点钟起床，走时天不亮，回家天又黑了，两头不见太阳。刘伯明高三时的班主任、现任依安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张福林说，“来回40里地，3年来风雨不误。夏天到教室时衣服湿透，冬天挂满白霜。”
父亲刘志生说，虽然每天骑车往返40里很辛苦，但是刘伯明高中3年从未生过病，连感冒都没有过。张福林说，高中3年，锻炼了刘伯明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为他日后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5年，空军在依安县招飞行员，严格的身体素质标准使很多报名者在第一关就遭淘汰。而刘伯明，轻松地就过关了。
放猪时补习英语忘归家
刘伯明小时候读书成绩好，不用大人操心，但他的英语曾得过零分。刘伯明初中就读的农村学校，当时英语课只开半年，没有正规的英语老师。刘伯明中考时英语试卷一题未答，得了零分。上高中后，刘伯明天天英语书不离手，“他连走道、干活时，都在背单词。”
有一次放学后，刘伯明出门放猪，“天黑后，猪回来了，人却没回。”刘志生说，家里人赶紧满村找，最后在乡政府附近一个门灯旁，找到了正在背单词的刘伯明。靠着这样的刻苦学习，到了高三，刘伯明的英语已从弱项变成强项。即使是现在，在航天员队伍中，刘伯明的英语也是最出色的。
正是从高中时代的一篇英文课外资料中，刘伯明第一次接触到了“航天”这个词。“"对个人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读到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说的这句话，我很震撼。他的境界很高，航天的确是全人类的事业。”
每天不跑万米还不舒服
前往长春飞行学院学习的前一天，父母和老师都去车站为刘伯明送行。张福林对他说：“努力，只要你像念高中时一样地继续坚强努力下去，以后不会错的。进步了就给我写信，落后了就别写了。”
后来，每当取得进步，刘伯明都会给老师写一封信。
张福林说，刘伯明的信通常挺长。信中他提到过训练艰苦，但是每次都会接一句：“训练时很苦，但是我能吃这个苦，请老师您相信我。”
“伯明吃了多少苦，虽然他不说，我也心知肚明。”刘志生说，儿子与家里联系时，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对于训练的辛苦也从来不提。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向父亲诉苦，是在航校期间基础训练时，“他给我打电话说每天要跑万米，特别累，感觉都坚持不下来了。”但这次“诉苦”没过多久，刘志生又接到儿子的电话，“他说他坚持下来了，现在每天不跑万米还不舒服。”
刘志生曾在北京航天城见证儿子训练的艰苦：坐在高空旋转椅上，疾转100多圈后，下来还要辨别方向；有几天要24小时头朝下躺在30度角倾斜的床上……回忆起这些镜头，老人的眼中流露出对儿子的怜惜。
今天的刘伯明仍用当年的那股韧劲面对航天员艰苦的训练，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些苦变成了飞天路上的乐。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003年“神五”发射前，刘伯明被选入备选梯队，但在一次打篮球时，他意外将脚扭伤。不久，更大的不幸袭击了他：不到60岁的母亲张亚贤在依安老家因病去世。
“他妈妈病了20多天，但我们怕影响他，都不敢告诉伯明。”刘志生说，伯明回来时，看到母亲躺在棺材里，“没有见到他妈妈最后一面，他哭得痛不欲生。”由于任务在身，刘伯明只在家呆了3天，便赶回北京航天城继续训练。
刘志生说，刘伯明与母亲感情非常深，当年伯明读高中每天骑车往返学校，“他母亲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饭，饭做好了再叫伯明起床；晚上把饭热在锅里，等他回来吃了再去睡。”
“他母亲去世后差不多半年时间，伯明才慢慢缓过来。”刘志生后来得知，当时为给刘伯明“疗伤”，部队特意找来心理医生为他进行治疗。
2005年6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六号航天载人飞行乘组梯队成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提到母亲去世对他的影响：“当时心情很沉重，毕竟自己最亲的人离开了，（但）可以说，那种亲情化成一种动力。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比别人更刻苦，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用最优秀的成绩脱颖而出，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母亲最好的报答。”
然而不久，刘伯明再次与“神六”失之交臂。虽然最终没能上天，但他和其他战友一直在地面值班，陪同在天上飞行的费俊龙和聂海胜。
2005年10月12日深夜，太空中的聂海胜即将迎来自己41岁生日时，刘伯明从摄像机画面里看到聂海胜的面部有些红——“感觉如何？”
聂海胜回答：“很好。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刘伯明说：“你都不睡，我能睡吗？”
回忆起这一幕时，刘伯明开心地笑了。在他看来，从“神五”到“神七”的每一次飞行任务，都是14名航天员共同完成的。有记者问他，距离那么近，却没有得到，会不会觉得惋惜？刘伯明回答说：“离得越近越光荣。”
9月初，刘志生在电视上看到“神七”要上天的报道，便给刘伯明打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去执行这次飞天任务，以及“神七”具体发射时间。“他告诉我他飞天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至于"神七"发射时间，他只说跟天气有很大关系，其他不能说。”
9月17日，刘志生再次给儿子打去电话，“开始他没接，后来给我回过来。”刘志生说，儿子邀请他去北京，说作为家属，可以在“神七”上天时进指挥中心看大屏幕。不过刘志生坚持要留在家中，因为他觉得“不能让来采访的记者白跑一趟。”
儿子这次终于能“飞天”，刘志生心里也有些矛盾。“很高兴，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明知他能平安回来，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刘志生说，25日，全家人会聚在一起看“神七”飞天。远在哈尔滨打工的三弟刘伯昌在电话中告诉记者，24日他就会赶回家，全程观看二哥乘“神七”遨游太空。
综合本报记者陈荞新华社报道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