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官员问责力度前所未有 制度化前有三问

　　中新网杭州9月25日电(作者钟闻)9月份，中国特大事故频发，问题奶粉事件、山西临汾溃坝事故、深圳特大火灾、黑龙江鹤岗火灾、登封市煤与瓦斯......一系列重大事故无不造成了惨重人员伤亡，同时激起了一轮震荡中国官场的“问责风暴”。一个月中，至少导致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其中包括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等省部级高官。此次问责所涉及到的面积之广，所涉及到的官位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媒体称这是中国问责走向“常态化”的曙光。

　　官员问责自从2001年起在中国推行至今已有7年时间，历时并不短，现在有人开始探讨“问责”的制度化问题。笔者当然也认为问责制度化有必要，但就目前而言，制度化前需要解答以下三问。

　　一问原则是否公平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与现代司法独立引起的冲突事例举不胜举。在多次冤假错案的教训后，法学界越来越倡导的是，在一个推崇理性思考的社会，也就是法治社会，确定一个人是否该杀，应当视法律规定的情节、并且有确凿证据提供支持，而不应受“民愤”大小的影响。

　　这几年受问责的大小官员中，因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而被免职的有，而喝茅台打了人的、公文上写错了字而被免职的也有，摘掉官员头上乌纱帽的问责标准是什么，至今找不出明确的法律规章。这不禁让人担忧“不问责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象在问责制度中的出现，媒体、网络等中介在“民愤”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即使原本很小的事情可以在这些聚光灯下放大至无限倍，笔者最担心的就是很多官员会因此成为抚慰民众情绪的牺牲品，或者因怕触犯民众的不理解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事情。

　　问责一旦某一天制度化就有法律效应。法律中，如果一味去迎合民愤，那实际上潜在地破坏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任，从根本上削弱了用法律保护众人的能力；一个官员该不该免职、怎样的失误该承担怎样的问责后果，如果只按民愤大小而定夺，那问责结果也必定产生不公。

　　二问条件是否具备

　　这可以从两度丢官的孟学农说起。孟学农在2003年任北京市市长时隐瞒北京的非典疫情，今年9月份又为山西的溃坝事件承担责任，两次引咎辞职，这可能也创造了中国官场的历史。

　　孟学农在非典时期的事情暂时不说，且据说上任山西省省长后，孟学农其实一直在努力解决生产安全与山西发展的关系。2008年3月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述他眼中的山西现状，“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转型”。然而，半年后溃坝事件就发生了，而艰难的“转型之路”尚未开始。

　　可以假设孟学农的这番话出自真心，那么他是位敢说出真话的省长，并且是位有决心来整治不良现象的好官。然而只有半年时间，即使酝酿整改方案的时间都还不够，孟学农要栽培的花还没开就已经谢了。

　　追溯到这些年的矿难，悲剧一再上演着相同的三部曲：先是矿难突然发生，领导作出重要指示，接着是事故调查组成立，各地停产整顿，最后是事故原因被查清，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党纪政纪或者刑事责任。然而煤矿治理结果如何呢？无非是“领导轮着走，事故照样有”。

　　可以预测，煤矿相关体制不改，就算孟学农再来一次，结果能有什么变化呢？从另一个问题奶粉事件中也可以看到，时代在变，食品免检制度却是十几年如一日，一成不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满足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是“可治理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

　　三问机制是否长久

　　机制要长久，其每一个环节必须是成熟的、严谨的、有效的。

　　从问责的长久实效性来说，官员离职不能只是暂时安抚民心而没有实际处罚的问责。重庆彭水市县委书记被免职以后，过两年当了重庆市统计局的一个副局长了；还有洪洞县黑砖窑，被撤职的山西的一个副区长，马上摇身一变成为该区的区长助理了。如果每个官员只把问责当作换个岗位的跳板，“追究领导责任”只是走过场的形式罢了。

　　从问责的长久目的来说，我们的问责风暴，所需的代价太大了，只有出了很多人命才能管用，这不是问责的目的。问责不能只是表面的、就事论是的问责。免去现任官员是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故，而最终目的是在发生问题前就杜绝了隐患。

　　这好比古时的战争，胜败虽然乃兵家常事，但战前仍有“军令状”一说。官员任职就要有上任前树军令状的决心，一旦要做事情，就要把事情做到底、做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