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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导演余力为:《荡寇》是在锻炼商业的能力


余力为(右)在拍摄现场
余力为(右)在拍摄现场

  专访导演余力为――《荡寇》是在锻炼商业的能力

  一部《荡寇》,让导演余力为陷入争议、质疑的舆论旋涡。他只给这部影片打了69 分。整个9 月,他都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应对来自各方的争议。既想“锻炼商业的能力”,试图接近观众,又不愿意给观众一个完整、好看的故事,《荡寇》是否因此而处境尴尬呢?

  文/ 李俊 王奇婷(实习)

  9 月初,余力为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荡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这部中国、日本、巴西等多国联合制作的影片以华语片的身份角逐今年的金狮奖。

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影片主演之一黄秋生就在香港放话,直指该片“没有故事情节”,导演在现场也“不怎么给演员讲戏”。

  《荡寇》在威尼斯电影节的记者场放映过程中,厅内有近20 人先后起身离开。两小时后,影片出现片尾字幕,全场观众发出奇怪的欢呼和掌声,为这部影片“总算结束了”而喝彩。

  除了摄影师出身的余力为在影像风格处理上得到一些好评外,绝大多数国外媒体都对该片表示不满。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影片没有故事”、“线索一团混乱”、“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风格落差太大”......连一贯对华语片颇为宽容的内地媒体也终于忍不住,罕见地追问导演余力为,“怎么会出现这样一部失控的影片”。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连忙站出来为他打圆场:“导演回到香港会重新剪辑影片。”

  没等金狮奖结果出炉,余力为就提前离开了意大利,返回加拿大休整。他和《荡寇》的下一站是多伦多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首次亮相遭遇尴尬,让余力为多少有些落魄,他在加拿大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再强调自己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相信这部影片需要时间来让观众接受。

  余力为1966 年出生在香港,后移民加拿大,在比利时学习电影,他与杜可风、李屏宾并称“亚洲电影摄影三杰”。从1996 年与贾樟柯合作《小武》开始,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都是他亲自掌镜。此外,他还和王家卫、许鞍华以及张杨等有过多次合作。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天上人间》,在1998 年就曾经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现在,余力为也是贾樟柯西河星汇公司的三大成立人之一。

  《荡寇》的英文名是“Plastic City”,一度被直译为《塑料城市》。故事发生在巴西圣保罗的东洋街上,这里聚集着日本和中国侨民,他们和当地黑帮之间一直发生冲突。贾樟柯担任了本片监制,主演则是日本当红影星小田切让、中国香港老牌影星黄秋生、巴西女星泰娜?毛勒(Tainá Müller)与内地女星黄奕。余力为告诉记者,影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中文名,他是在翻看中国古典名著时,才突然发现这个名字很适合:“‘荡寇’的古意就是指扫荡贼寇的一些过程。其实这些贼寇,很难说就是百分百的坏人,给他们下定义很复杂。”

  “从客观上说,这部影片具有很大的价值”,监制贾樟柯对记者说。余力为早年离开香港,在加拿大长大,在欧洲求学,他会英文、法语、粤语、国语多种语言。虽然身为香港人,但现在他回到香港都没有房子住,还要去酒店,他本人对于无根的混血感觉深有体会,是拍摄这部跨国、跨文化影片的合适人选。

  影片的想法始于2004 年,筹备期从2006 年开始。余力为本人在巴西呆了半年,看景、选当地演员,并请了巴西编剧参与剧本创作。“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复杂性,他混杂了黑帮片等各种类型片的手法,用超现实的视觉表达出来,这是这部影片最值得称赞的地方,也是它得到威尼斯电影节力荐的原因”,贾樟柯说。

  虽然贾樟柯自己也承认该片的叙事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不认为这是影片的缺陷。比如影片结尾部分,观众无法理解黄秋生扮演的父亲,居然会突然自我放逐,放弃自己的老大身份,去下水道生活,这不符合常规电影的节奏。贾樟柯说:“我们在开电影创作会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样似乎很难说服观众。但是余力为导演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表达寓言的人,因为他在现实中总会有这种冲动的欲望,却无法去做到,但是在电影里,他就能够这样去做。”余力为告诉记者,他不会忽略观众和发行商的意见,现在116 分钟的片长对放映场次不利。回到香港后,他会照顾专家们的意见,重新剪辑一个公映版本。

  贾樟柯还认为,《荡寇》现在出现争议很正常,有点像当年金基德那部《漂流欲室》在国际电影节上引起的轩然大波。“我记得那部影片起初首映的时候,也是恶评如潮,还有记者当场就吐了。但是后来,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观点有了变化,把它当作是一种新文化的开始。我相信在一两年之后,《荡寇》也会变成现在年轻文化的一部分。”

  B= 外滩画报Y= 余力为

  调整影片不是妥协

  B:《荡寇》在放映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负面评价。这是华语电影在影展上很少遇到的情况,而且你个人也承认了影片有缺陷。为什么不坚持保护自己的作品?

  Y:其实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觉得舆论也是一片好心,可能是提醒我一下。也可能有些观众没有看懂,他们觉得《荡寇》和自己平日看到的中国影片格局不一样。

  B:除了片长,你认为这部电影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Y:缩减人物数量吧。现在人物数量比较多,但我还没有想过怎么把它控制下来。现在可能再放一放,需要时间从一个买家角度去考虑,把人物的一些线索再简化一下,让影片国际销售有所改善。另外,我还想等一些专业的意见出来,想一想以后,再去做相应的修改。

  B:一般来说,导演都很讨厌重新修改自己的电影,始终会认为自己的第一版是最好、最完美的,你是否也会这样认为?

  Y:其实,再好的电影也有修改、缩短的可能。每个片子都有它的余地,再好的片子也能改,这都不属于很大的问题。只要不伤害到影片的元素,只是本身的一些东西变动,就能得到更多受众的支持,可能得到的东西会比失去的东西更多吧。只要影片的精神和元气不伤,别的问题都不大。

  B:这算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吗?

  Y:我觉得是调整,不是妥协。如果会妥协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拍《荡寇》这种影片,干脆去拍鬼片得了,可能马上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是被控制的一部影片

  B:这次在巴西拍戏,在陌生环境下,用不熟悉的语言,自己是不是相对比较受束缚,不能自由发挥?

  Y:这回我有一个合作编剧,是巴西人,他和我一起写剧本,剧本相对比较完整。其他很多工作,都要靠别人去完成。在巴西制片方法也不一样,计划比较复杂,即兴发挥的空间不大。比如影片中的一些对白,都要比较固定,不能随便改,一句对白都不能加。因为每个演员都要背他们的台词,就像黄秋生有很多葡语的对白,都要靠硬背才行。比起以前的作品,这是我控制得最好的一部,不是那么“飞”的一部电影。虽然片子里,有些貌似很“飞”、很超现实的表达,其实也是在写剧本的时候已经想好影像结构的。看电影时,观众也会有这种被控制的感觉。影片拍得好还是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控制也是拍电影的一种方式。

  B:这些复杂性给你在巴西拍戏带来了挑战,困难是否超出你的预期?

  Y:其实我也没觉得有多难,挑战都是能预计的。比如语言的复杂性,现场有5 个翻译,同时有4 种语言在说。肯定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拍戏那么顺,制作周期很紧张,最大的问题都想过了,比如时间和语言。但这是一次跟从前很不同的经验。从前我们还是在独立制片的范畴里面,我们拍电影,基本上是导演说了算,导演的权力比较大,调度的空间比较多。但这次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拍戏,很多东西不敢越过去做,必须符合严谨的制片框架。

  B:如果你接下来拍第三部片子,你个人会倾向于选择独立制片还是现在这种比较正规的制片模式?

  Y:我觉得还是得看整个片子的题材。如果我有很即兴的拍摄计划,需要的钱很少,那不用说了,独立制片当然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项目是一个需要投入大笔资金,需要国际化合作,需要制片结构的支持,包括演员和各方面的东西,还是应该跟一个比较严谨的制片机构去做事比较好,最后得益的还是你自己。电影其实工业性很强,如果没有能力和工业打交道的话,是不配去当一个好导演的。

  贾樟柯是我的战友

  B:《荡寇》表现的是中国人在巴西的生活,你的第一部电影《天上人间》讲的是内地人在香港的生活,你的电影里总是有这种强烈的漂泊感,甚至成为你现在电影的母题。为什么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

  Y: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人在旅途”的题材可以体现出一些当代性的东西。《天上人间》是香港的社会比照,现在到了2008 年,我拍了《荡寇》,中间刚好是整整10 年。现在中国人在异地,漂在国际社会上,具有了更重的位置,这些故事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B:这和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吗?Y:多少都有一点。大多数香港人都是移民,有一定的移民情结、感受。本来香港就是一个移民的大集会。你看看香港电影,多少都有点人在旅途的感受,这个母题一直存在,我不是唯一偏好这类题材的人。

  B:从前你一直在帮贾樟柯做事,这次贾樟柯反过来在这部片子里面帮你做监制,他对这部影片有什么贡献?

  Y:其实贾樟柯跟我很多年的关系是共同的战友,他相当于我的一种参谋。我第一次让他出任一个任务很艰巨的角色,因为《荡寇》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公司的一个重要作品。他一直很关注这部电影,从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项目开始,他就在整个策划里付出了不少心血,包括对于国内一些演员的组合、演出的一些意见和参谋的工作。我们都比较看重这部影片。它表达了我们正处于转型的一个阶段,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个阶段。从前,我们自己没有商业的能力,现在既然在做,能不能再往前迈一步,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无论从取材还是整个组合里头,都有那种靠近商业的愿望,就是往相对能接近观众的方向,去做一些事。

  B:你和贾樟柯合作多年,现在一起开公司。影片《荡寇》的故事性不强,这也是和贾樟柯电影风格比较“默契”的地方,是不是因为多年来两人互相的影响?

  Y:其实贾樟柯讲故事的能力比我强很多。他毕竟是经过文学训练出来的一个导演,我从来没有觉得他的电影故事性不强,只是他讲故事的方法比较特别而已。我的特长还是在影像,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倾向。主要还是看和什么比较吧。如果跟传统电影比,可能是有点差距。但作为一个当代的电影作品,观众也需要跟着时代走的,在讲故事方面,大家低估了观众自我完善的能力。

(责任编辑: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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