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叫老周一个人扛”

　　“不能叫老周一个人扛”

　　■实习记者/熊巧

　　“他一个农民，哪有本事搞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罗大翠直挺挺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发髻有些散乱，面带倦容，手指绞在一起，有些局促地微笑着。旁边放着一只塑料手提袋和一个湖蓝色手提包。

　　这是9月23日晚上10点，陕西省安康市芙蓉苑宾馆8106号客房。从记者那里听说法院有可能第二天开庭审理她丈夫周正龙涉嫌诈骗和非法持有枪弹案，于是这个45岁的农妇匆忙拌好猪食，托邻居帮忙照料鸡和猪，然后拿了几件丈夫的衣服塞进塑料袋，换上新买的黑皮鞋，锁上堂屋的大门，赶下午4点的长途车从镇坪县来到安康市。

　　“协助调查”

　　这家宾馆坐落在汉江边上一个宁静的小公园里，环境显然比她几个月前去的那家要舒适得多。

　　5月9日还是10日她记不太清了，大清早一辆镇坪林业局的写着“森林警察”的车来接周正龙“上山当向导”，罗大翠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饭让他吃饱。以前周正龙给华南虎调查队当向导的时候都是这辆车来接。周正龙上车以后就再没回来过了。“从没跟家里联系过，想去看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过了几天，晚上10点多钟，罗大翠已经上床睡觉了。来了几个警察敲门，亮了证，请她“去县上电力宾馆协助调查”，说是去一下就把她送回来。罗大翠几乎不认识字，对于亮给她看的证件也没法读出上面的有效信息。

　　出于对警察的信任，她把门一锁就跟着出去了。没想到警察直接把车开到安康市，“他们还给我戴上头套，说就是为了不让我知道去哪儿，”她想起来还觉得有些惶恐和愤怒，“我觉得不像是宾馆，”因为下车以后她的脚被灌木刮伤了，“像是走在山上一样。”

　　后来她的儿子和女儿也被用同样的方式带过来了，儿子告诉她，看见枕套上写着某某宾馆，还告诉她警官证上写着是安康市公安局。

　　她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个警察轮班，翻来覆去地问 “老周造假的事情知道多少”，晚上不让睡觉。她很恼火，跟警察闹起来：“你们都轮班休息为什么不让我休息，我又没犯罪，我要见你们领导！”“就算是我犯了罪，你们明天要枪毙我，今天也要让我先休息！”于是后来几天，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之后，她就会得到一些休息时间。

　　第四天晚上，警察才终于送她回家。她发现家里的鸡已经死了好几只，因为没人喂食，正要下崽的母猪也饿得直哼哼。“我父母八十多岁了，不知道我们去哪儿了，急得直哭。”

　　陪她回家的警察进屋搜查了几个小时，从床头柜后面找出一张老虎年画，还从沙发下面找出一个木制的老虎脚印模子。

　　话说老周

　　虽然丈夫带给她这么多无端的屈辱和麻烦，邻居也说老周对她并不好，经常吼她“不会说话”、“罗嗦”，但是他被带走的这几个月里，罗大翠越发地感觉到“好辛苦好孤独”。“每天天一亮就要下地干农活，晚上回来收拾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虽然俩人平时并不怎么说话，“有时候一个星期也讲不到一句话”，但是时间让她渐渐怀念起丈夫的好处来。

　　“他对我其实也还可以，多好也说不上，两个人各忙各的，谁也管不上谁。有时候肯定也吵架，但是哪个家里两口子不吵架呢？”

　　“他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人这个脾气是天生的，有的人说话天生嗓门大，声音小了他不会说话，但他这个人的心还是好的，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

　　周正龙被带走之后，人们仍然表现出对这个焦点家庭的关心。“还是好人多。好多人送东西送钱过来，我不要，他们非要给我，说虽然没多少，但是一点心意，每次跑一趟法院公安局就要几百块。邻居还帮我干农活。反正我是没听到邻居说什么闲话。”

　　在没有老虎打扰的日子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回忆中，是平淡而稳定。“儿子女儿长得像我多一些，见过我女儿的人都说我女儿长得漂亮。我们两个都不管小孩。女儿1983年生的，在县里发电站工作，每个周末带男朋友回家。儿子1989年生的，帮人开挖掘机，隔几天回来一次，呆时间不长。”“他们都小，稀里糊涂地过。也好，不得操心。就我一个人操心，人操心操大了，就显得萎了。”

　　“老周以前上山打野猪和獾子，把野猪拖回来，用开水烫，把毛去掉，切成普通猪肉一样的一块块的，拿到菜市场去卖。几年前就能卖到跟现在猪肉一样的价钱。现在不让打猎了。”

　　对律师不放心

　　9月24日早上6点半，罗大翠洗漱完毕，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坐在床沿上，望着窗外汩汩的汉江，准备跟记者去旬阳县人民法院。

　　罗大翠一直没有收到周正龙的拘留证，在周正龙被正式批捕后10天才收到逮捕证。

　　她尤其对目前周正龙委托的律师不放心。

　　“有个顾律师特地从北京跑过来，说要免费给我们代理。他去安康市公安局问，他们说周正龙已经有律师了，把他打发走了。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没请律师，他又去公安局问，他们说是周正龙自己请的。顾律师只好回北京了。”

　　“我就奇怪了，老周怎么会认得律师，他在里面，又没电话，怎么请律师。我想了一下，肯定是这样的，老周被关在里面，公安局就问他，你要不要请律师呀，他肯定说要啊，公安局就说，那个叫谁谁谁的律师还不错，你就请他吧，老周肯定就同意了。他们找这个律师，肯定是这个律师跟他们关系好，那怎么行？”

　　“那这就是他们指定的律师了。老周有儿有女，又不是没人管没人要，我又不是什么都不懂，又不是个傻子，肯定会给他请律师的，干什么要政府来指定？何况有这么多律师免费帮忙，他那个还要收2000块钱。好多记者问我这是谁教我的，这还用人教？我天天都在想这个事情，自己也想出来了！”

　　“后来我自己跑来一趟，他们还是那句话，他有律师了，就把我打发走了。想见一面也不让见。我回去就告诉自己什么都别想，好好睡觉。睡了一会儿就醒了，七想八想，天就亮了。”

　　“跑到旬阳一趟，当天不能回来，还要在外面住一晚。我就叫儿子给公安局写了封信，说我们不同意，我们要换律师。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反正挂号信只要2块钱，跑一趟花几百块钱也照样没有用。”

　　“过了几天他们收到信了，真的打电话给我了，叫我去一趟。我想难不成还答应我的要求了？没想到我去了以后，他们叫我不要跟记者乱讲，律师是周正龙自己请的，不是他们指定的。”

　　“别人说老周被带走了我一点反应也没有，不是我没反应，哭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还是每天天亮就起来干活。干也干不完。”

　　“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庭审”

　　9月24日清晨，从安康到旬阳的包车上，记者们大声喧哗，讲着不好笑的笑话，她也跟着笑，手里紧紧抓着装着老周衣物的塑料袋。路上接了好几个电话，亲戚的，律师和公安局的。从安康到旬阳有一个半小时的盘山公路，由于山体滑坡，路况很差。她坐在颠簸轰鸣的依维柯里，脑袋贴在车窗上冲手机大声喊话。

　　法院门口聚集了很多记者。还是没有开庭。中午和记者、当地的律师一起吃饭，有人说周正龙在看守所里问“要判几年”。罗大翠呆坐着，几个记者轮番劝她吃一点，她都没怎么提筷子。

　　下午3点左右，她来到法院，打算亲自问问到底什么时候开庭。在这个号称太极城的小城，官员们打了几天太极了，开庭时间始终保持着神秘感。她主要还是想向法官当面表示，她一定要来参加庭审。其实，她盼望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不要再煎熬下去。“明天赶紧审了就好了，我就不用再来了，来一趟又花钱又花时间，路上不好走，本来就没钱的。”

　　突然，前面的记者飞快地跑回她面前说，开庭时间定了，是27日。她赶紧过去看了一眼公告，如释重负般嘘了口气，然后立刻转身给女儿打电话。

　　原来脸上的茫然稍减，像突然明白了该怎么办，动作的节奏也一下快了起来。匆匆告别记者，说要赶紧回去把地里的青饲料收回来，托付邻居帮忙喂鸡和猪，开庭的时候再回到旬阳。“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庭审。”

　　镇坪和旬阳没有直达车，只有先回安康市，去市里的汽车站坐车。镇坪到安康5个小时，再到旬阳一个半小时，要参加27号上午的庭审，她26号就要到旬阳。

　　“到现在怪谁也没用了。人背时就会做那样的事。哪个叫他去做假的？但他一个农民，哪有本事搞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现在怪谁都没用了。他要是跟我商量，我知道了绝不得叫他做这事。要是我知道谁是合伙，我肯定要说出来，要他分担责任，不能叫老周一个人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