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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长治市近日印制、发放96万张特殊的“名片”，名片上印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电话。群众如发现身边、单位周围存在影响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及隐患，可直接拨打电话举报反映，也可编发短信发送。
（《北京青年报》10月5日）
这事儿并不新鲜。先前是有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公布工作电话；接着是江西省公布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和南昌市市长胡宪公布手机号码，接受群众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意见、建议及违规举报；这回又是长治市领导印制、发放96万张特殊“名片”。
现代社会是注重分工的，行政系统的权力也是分层级的，要是遇到什么事儿，都“直接”找一地行政主官的话，还要所属各级职能部门做什么？作为一地行政主官，理应是大处着眼、统摄全局，而非无分巨细、事必躬亲。具体事务，理应是交由分工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长治发放96万张特殊“名片”，可行政主官却只有一两个，忙得过来吗？权、责、利应当是对应的，如果事事都要市长负责，纳税人所供养的庞大而昂贵的官僚机构，又做什么用？
这倒不禁让人想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帕金森教授所著的《官场病——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定律”得自其长期调查研究，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的经典阐述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第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以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各地行政主官的要靠次第公布电话，以解决问题，不正是一个个鲜活的侧证吗？事实上，诸如一名县长配备六名副县长再外加15个县长助理这样的案例（《经济参考报》2007年8月11日）,早已不是新闻。
所以，当两鬓斑白的老大爷为能直接向市长反映情况而感激涕零时，我只感觉出悲哀和隐忧。政府迫切需要推进机构和人事改革、精兵简政，把行政主官从疲于奔命、越级揽事中解救出来，以令各归各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不然，任由各地行政主官纷纷以公布电话冀望解决问题的现象蔓延下去的话，单纯从逻辑上讲，只怕哪一天，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也将不得不公布手机号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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