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司令张蕴钰

　　2008年8月29日，我国核试验事业的重要开拓者、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同志与世长辞，我们感到万分悲痛。再过一个多月，基地将举行组建5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的老司令、老战友却永远离开了，这更使我们格外惋惜。

　　记得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罗布泊举行的庆祝会上，张蕴钰同志说：“我这一生有两件事永远难忘：一件事是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一件事是参加组织了第一次核试验……”

　　我们老同志常常感慨，基地的创建和发展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张蕴钰同志这样一位好司令、老司令。

　　一

　　20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毅然决定研制核武器，铸造中国的核盾牌。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核试验靶场，任命张蕴钰为靶场主任，并决定以河南商丘步兵学校机关为基础组建靶场机关，由该校政委常勇为政委、副校长张志善为副主任。

　　接到命令，时任兵团参谋长、正在大连参加抗登陆演习的张蕴钰同志二话没说，立即走马上任，于11月2日来到敦煌。

　　在张蕴钰同志到来之前，我们带领勘查大队在经过3个月的艰苦勘查之后，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确定了试验场区的布局：爆心在距敦煌西北方向14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

　　张蕴钰同志听取汇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奔波在戈壁滩上，到已在地图上圈定的试验场区实地察看地貌、地质、水文情况。

　　在勘查大队刚刚打下的中心桩前，他沉思着突然问我们：“为什么把试验场选在这里？”

　　“苏联建场专家定的。”我们回答。

　　“这地方不行！”

　　“专家说这里能搞两万吨的试验。”

　　“美国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已达几百万吨。苏联也宣称有了上千万吨的氢弹。我们为什么只能搞两万吨？”张蕴钰同志说。

　　他同我们研究后，向上级提出在敦煌附近地区建试验场不合适，建议到罗布泊重新勘查选场。

　　张蕴钰为什么一到敦煌就能说个“不行”呢？在接触中我们渐渐了解到，张蕴钰同志1937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参与组织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联合作战对抗登陆演习。从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他就开始关注原子弹的发展，1950年还写过一篇关于核武器的文章发表在《军政杂志》上；抗美援朝中，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强烈感受到美国的核讹诈，就更加注意有关原子弹的消息和知识。

　　1958年12月初，聂荣臻元帅听取汇报后，同意对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选择合适的建场方案。

　　12月22日，张蕴钰同志和张志善同志率领勘察小分队开赴罗布泊，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连续奔波了十天。时值严冬，寒风刺骨，眼前是千古死寂、千里荒原，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触目惊心的白骨枯木……我们却越看越高兴，广阔、荒凉，这正是我们刻意寻找的建设核试验场的天然理想场地！在风雪严寒中，人睡在单帐篷里，起床时头发和被子都冻在了一起，但大家都很乐观，一到休息时就围着张蕴钰听他讲故事，上甘岭、西游记，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我们长途奔波中最有意思的文化生活。记得1959年元旦前夕，我们在返回的途中迷路了，张蕴钰同志一面安排探路，一面带领大家支帐篷，包饺子。在严寒中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张蕴钰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吟诗：“玉关西数日，广洋戈壁滩，求地此处好，天授新桃园。风失踏察路，尘迷炊爨湾，日写标桩影，月行始新元。”时过半个世纪，此情此景依然如在眼前。

　　从冬到春，张蕴钰同志带领勘察人员踏遍了罗布泊大漠，查阅了大量的地质资料，反复比较，最后将核试验场选在罗布泊西北地区，核试验场禁区十万平方公里。

　　这里方圆数百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既能进行原子弹试验，又能进行大当量氢弹试验；既可进行塔爆试验，也能进行不同高度的空爆试验，还能进行地下核试验。而且对环境的影响能降到最小，也有利于保密。这就为我们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良好基础，我国进行的几十次核试验全是在这里爆炸成功的。每念及此，同志们都由衷地敬佩老司令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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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59年春天，张蕴钰同志和基地的创业者穿越漫漫沙海，来到罗布泊西北博斯腾湖畔，在沙滩上发现了一片盛开的马兰花，就给我们基地生活区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就在这个地窖中，一窝小燕也正在破壳、出世。一大早，张蕴钰就站在地窖门口，悄悄地嘱咐每一个前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一点，把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这些故事在基地一直传为佳话：深谋远虑的将军，儒雅博爱的长者，很自然很和谐地融于张蕴钰同志一身。他常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军人，我们更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也许是老司令的感染，核试验基地的人感情都那么深沉、那么细腻：一只受伤的小鸟被暴风卷到了气象站的帐篷里，战士们精心喂养，伤好之后又把它放飞；干渴的黄羊到哨所找水，战士就悄悄把水桶放到门外……

　　张蕴钰同志最关心的还是人，是马兰的孩子们。对随军来队的家属,他连锅碗瓢勺都一一想到,嘱咐后勤机关帮助解决。那时候，他和我们都还在住帐篷、住地窖，却提议给孩子们建造了现代化的幼儿园。每从场区归来，他就直奔幼儿园工地，并特意嘱咐：“幼儿园的地板不要用木头的，太滑，也别用水泥，太硬，不要让孩子们头上摔起个包……”在他的关心下，马兰又相继办起了小学、中学。

　　至今，基地还流传着张蕴钰和党委提出的两句口号：“团结要讲片面性，以我为主搞好团结。”“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这已成为基地处理友邻关系和军民关系的准则。

　　在那火热的岁月，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同志爱、战友情体现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吃饭让碗筷，睡觉让床铺，乘车让座位，党员让群众，先来让后来……

　　1960年，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1961年2月，改称核试验基地，张蕴钰任司令员。

　　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怀着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公路横贯戈壁，十万多平方米营房拔地而起……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业调整期间，一位上级机关的干部来马兰说：“原子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先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儒雅沉稳的张蕴钰同志此刻却显得十分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他鼓励同志们：“现在国家要还债，没钱。我们就坚持在这里，有一分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

　　在那最困难的时刻，“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车辆少，口粮运不来，张蕴钰同志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榆树枝自制工具。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更困难，战士们挖野菜、采榆叶充饥。张蕴钰同志有胃病，一饿就疼得难受，吃不下饭，但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顿饭，每当他外出时，炊事员就悄悄地往他挎包里塞几块烤焦的馒头片……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蕴钰和基地同志们心中仍然时刻想着国家，想着核试验。我们听说河西走廊灾情严重，就自觉地每人每天省下一两粮支援灾区；聂荣臻元帅为研究单位的科技人员募捐，张蕴钰一次就批了五千斤黄豆给兄弟单位……

　　在基地建设中，张蕴钰同志与负责工程的张志善和党委、机关部门反复研究，对施工部队提出了“工效高、质量好、安全节约”的要求，制定了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在机关、部队开展了各项专业技术业务训练，把科技人员送出去学习、进修；向罗布泊地区派出了气象站……迎着重重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在大西北、大戈壁上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像马兰花一样顽强生长，迎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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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62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加强对原子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

　　围绕1964年爆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伟大目标，基地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调出的部队归建，进修的大学生返回，大批技术骨干调入，基地研究所成立。张蕴钰同志来到北京，在招待所，他一个个地同来报到的科技人员谈话；在研究所住地，一次次地向大学生们动员：“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搞原子弹试验要靠你们，你们都要做无名英雄，像无花果一样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让人看见艳丽的花朵……”

　　他深知，搞国防尖端事业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他穿上便衣去大学走访，请专家们指教；他把论证会看作极好的学习机会，一参加就是几个月……

　　他提议，研究所的两位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董寿莘教授按基地首长待遇，给他们配通信员，还要给他们配业务秘书；对科技人员的生活，从坐车、吃饭甚至抽烟他都一一过问……

　　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苗头，一经发现，他就严肃批评，耐心教育。他在基地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提出为科学技术服务，为研究所的专家服务，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说毛主席叫我们为人民服务，没说为科学家服务。难道我们的科学家不是人民吗？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想不通就是不科学。”

　　在张蕴钰同志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基地蔚然成风。“土八路”出身的领导干部们都把科技人员看成宝贝，业务工作插不上手，能为他们送送饭、倒倒水也高兴。科技人员有什么困难，领导马上解决；需要什么器材，领导想方设法满足。

　　在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援下，基地研究所边组建、边攻关，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按时完成了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技术准备。

　　与此同时，张蕴钰同志亲自领导、基地副司令员张英具体主持，基地业务部门参加组成研究小组，着手研究如何组织实施核试验。对核试验的组织、指挥、工程、气象、通信、防护、勤务保障、后勤、政工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编写了3万多字的《核武器试验工作法》，为组织实施核试验任务提供了基本依据。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于1964年初全面展开。中央批准成立了核试验委员会，张蕴钰司令员任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兼参谋长。他对场区施工部队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曾提议给高空作业的人员每天补助4个馒头，直到晚年提起这件事他还流着眼泪说：“为什么当时我们不再挤一挤多给他们两个馒头呢？”

　　在试验场区施工中，程开甲同志提出从爆心到各测试点的电缆沟挖好后再垫些沙子，这样拉沙子就要几百台次汽车。有的同志说：“何必再垫，挖浅一点不就行了吗？”程开甲同志坚持非垫不可，以防爆炸造成石块运动拉断电缆。张蕴钰同志认真听了双方意见后说：“按专家的意见办。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脑筋要开窍，搞国防尖端事业，用农民的思想方法是不行的。”张蕴钰对科技人员一方面是充分尊重、大力支持，一方面又积极引导、热情鼓励。在试验现场，控制设备的一个仪表出现了问题，指挥部召开大会检查、批评。会后，张蕴钰同志带着西瓜来到主控站，语重心长地对科技人员说：“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出了问题，我们领导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一起负责，把问题解决好。”使大家很受教育。

　　就要安装原子弹引爆雷管了，毕竟是第一次，现场技术人员心情有些紧张。张蕴钰同志向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报告说：“我去陪他们。”

　　张蕴钰同志手握主控站的钥匙和研究院院长李觉来到爆心、登上铁塔。他亲切地对技术人员说：“我这个司令来陪你们，我给你们壮个胆，保个险。”

　　雷管安插好后，张蕴钰和塔下站岗的战士们最后一批撤离爆心。

　　在以后的核试验中，最危险的地方都是司令到场，这已经成了核试验基地的传统。张蕴钰同志说：“司令在前，后面的人就不怕什么了。”

　　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我国早期进行的6次核试验，张蕴钰同志都在现场组织指挥。在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同时，张蕴钰同志带领我们勘察选定了地下核试验场，为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进行了工程、技术准备。1988年，张蕴钰同志因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与程开甲同志一起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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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正当我国核试验捷报频传的时候，十年动乱也波及基地。张蕴钰同志在自己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核试验事业，如何保护我们的科技专家。他以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名义把程开甲派到北京，听说造反派直接要程开甲回单位参加运动，又立即亲笔给程开甲去信，让他“站稳立场，遇事多同党委同志交换意见”。开甲同志心领神会，继续留在北京，暂时避开了那场纷乱。这封信，开甲同志一直珍藏至今，成了那非常时期深厚情谊的见证。程开甲同志常常说，蕴钰司令是我的老战友，更是我真正的知心朋友。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张爱萍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蕴钰同志重新回到基地，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11月，张爱萍和他一起来到核试验基地，主持了我国第二次地下核试验。两年后，张蕴钰同志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参谋长，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参与组织指挥我国洲际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国防科学试验。他仍然高度关心着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核试验队伍的建设。他反复叮嘱基地的同志，一定要把研究所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重视科技工作，基地的事情不能只是打石头（工程）、蒸馒头（后勤）。蕴钰同志的这些话在基地后来的历任领导中心口相传，成为我们基地建设的一条金科玉律。在科研试验的实践中，在基地同志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与核武器研制队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核试验科技队伍。仅基地研究所就先后涌现了8位院士、30多名科技将军，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高素质、高层次科技人才。这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核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

　　张蕴钰同志1985年离休，直到逝世前，他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核试验事业，关注着世界风云，思索着人类前途与世界和平。他将过去的经历写成文章，并创作了近300首诗词，陆续出版了4本诗文著作；他支持参加核试验效应工作的老同志编写、出版了反映当年十个效应大队、十万效应大军光辉业绩的中国核武器效应试验史《大西北大戈壁大事业》。

　　这就是我们的老司令的情怀，这就是我们的核司令的遗愿，他表达的是我们这些老军人、核试验老同志的共同心声。

　　张蕴钰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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