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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街
破败的衣裳街
原住民搬离前的衣裳街
每当有客人来，周韬就会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珍藏多年的《湖州日报》。
这份发黄的旧报纸，记录着他曾有的荣耀与风光。那是1982年，周韬作为“自强不息、各尽所能”的个体户代表，登上这座城市最为权威的报纸的头版，成为那个时代急需赞颂和推广的榜样。“湖州城里，说起衣裳街的"周阿跷""（当地方言，意为“瘸腿”），很少有人不知道呢。”他颇有些得意地说。
近30年，在浙江湖州市中心的一条老街上，这个自幼右腿残疾的裁缝，感受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即便是在半年前，他的事业看起来还蒸蒸日上。那时他正考虑注册商标，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现在，他那间临河的裁缝铺，已经近半年没有什么生意了。这个48岁的中年人，不得不开着三轮残疾车出去载客，有时候到周边的饭店给人洗洗碗。从时代先行者，到当下为生计发愁，周韬的成败荣辱，都和这条他居住了一辈子、名叫“衣裳街”的老街密切相关。
这条街，被许多湖州文化人视为精神家园 从清代中叶起，周韬生活的这条衣裳街，就已经是湖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衣裳与布料的商业中心。据《吴兴志》载，在这条状如弯弓的窄街两旁，曾有过数百家沽衣布料店，“因市成通衢，因衣而成街，故得名衣裳街”。
在这条长仅百余米的老街上，有着十多条铺着青石板的窄小弄堂，它们蜿蜒过弄堂里每家每户的门前，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通向一个叫馆驿河头的地方。
旧时的湖州城，陆路交通并不发达，寻亲访友、商旅买卖、官宦往来，大多通过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河流。而馆驿河头前的笤溪，既是人们往来湖州、泊舟住宿的上岸处，也是湖州城通往江南乃至全国的起点。
这条街，被许多湖州文化人视为精神家园 。历代经过湖州的名士，都在馆驿河头留下过令人难忘的身影。颜真卿、杜牧在这里建过公馆；苏东坡在这里优雅地登岸，又在这里被凄凉地押上囚船；这儿有书画大家赵延年的故居，在他的子孙辈中，还有诗人北岛。
这里也保留着周韬最温柔的回忆。在那个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衣裳街的人们吃的都是笤溪里的水，每家一个大缸，只要放点明矾。上游发大水时，周韬和小伙伴一起拉网捕鱼，“六七斤重的大鱼，一网就是十来条。”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守着自己的独门独院，在河边洗衣、散步，扯着家长里短。他们对河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不往河里倒污水。
但时代的节奏在20多年前骤然变化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个体户周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压抑了许久的衣裳街，也似乎一夜之间找回了商业的传统。街上的服装店和布料店，如雨后春笋般越开越多。
周韬裁缝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他经手的布料，从最早的粗制劳动布，到后来的牛仔布和“的确良”，然后是各种高档面料。他曾是这条街上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元”。
“就想着赚钱，结果还是把一只生金蛋的母鸡白送给别人了” 老街开始变了。
店面越开越密，操持着各种方言的陌生面孔也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来衣裳街经商的人们，租下原住民的院子，不时有人搬走，又有人搬进来。
原先的地方不够住了，房东就在院子里搭建起各种简陋的房子。亮堂的天井和门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昏暗逼仄的小屋，门窗上蒙着脏兮兮的布帘。人们要侧着身子，才能在狭窄的过道里行走，原本优雅从容的格局被彻底破坏，即便是在大白天，如果不开灯，也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那些保存了数百年的精美的砖雕和木刻，被慢慢侵蚀、摧毁。
笤溪边冒出许多饭店和各种小企业。它们的排污管道，直接通向原住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河水慢慢变黑，夏天的太阳晒在河面上，会冒出很多大水泡，散发出阵阵恶臭。
许多原住民渐渐离开衣裳街，他们在城里的其他地方买了房子，只是偶尔回来收收房租。留下来的居民，大多是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周韬却从未想过离开，他的母亲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并且，他的生意、他的老主顾们，都在这里。
如今的衣裳街，离周韬记忆中的那条老街越来越遥远。走在这里，只能看见墨绿色的河水缓缓地流淌，河面上不见舟楫，只是偶尔有打捞垃圾的快艇开过。日益荒凉的房檐上，爬满野草和横七竖八的电线。青石板残缺不全，坑坑洼洼，为了行走方便，人们垫上了各种颜色的碎砖头，有车子开过，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老街已经破败。而这几十年间，在这座浙北小城里，其他许多如同衣裳街一样曾经承载优雅、从容的历史的旧物，都已被连根拔起。
上世纪90年代，与全国许多城市上演的故事一样，经由利益浪潮的冲击，在推土机、压路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湖州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遗迹，从此不复存在。
湖州市的人民公园中，原本有着从唐代到民国的十多处遗址。在随后的公园改建中，这些遗址被纷纷拆掉，仅存的一座唐代颜真卿所建的“韵海楼”，也被异地重建。如今，这座古建筑已经成了危房。
唐人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描述的是1000多年前湖州郊外西塞山的景象。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塞山上开起了许多石头矿，在终日不停的爆破声中，这座小山如今只剩下了一半。
这座城市原本有着1500多座石桥，但根据湖州市文物保护专家、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马青云的最新调研，如今，类似的石桥只留下了10余座。
和周韬一样，马青云自幼就住在湖州骆驼桥边的民居里，在他的记忆中，原本的湖州古城里，处处都流露着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桥西边的河流像一条龙，桥东边的河流像一只凤凰，骆驼桥就像是一颗珍珠，龙凤戏珠，这是多美的画面啊。”
但现在，骆驼桥边的民居早已被拆光，开发商在上面盖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的高楼。尽管河水依然在流淌，但在马青云的眼中，“外在的环境不见了，那么，原本依附在这座水城上的魂，也早已经消散了。”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上世纪90年代，湖州拆除了一条名为米行街的老街，拆下的横梁、砖雕、石板等构件，被苏州原封不动地运走，在当地一座古镇的重建中用作材料，如今，这座古镇已经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不是闹笑话吗？”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苦笑着说，“就想着赚钱，结果还是把一只生金蛋的母鸡白送给别人了。”
“衣裳街就是我的家。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湖州曾经向国家申请过“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但这种并不充分的准备与努力，“不出意料”地失败了。
“中国的一百个状元里，就有两个是湖州人。这样的一座城市，到现在还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确实是挺羞辱的一件事。”沈文泉说。
作为湖州市传统街区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沈文泉对此显然有切肤之痛。
不过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湖州市也经历过一个“思想上认识和变化”的阶段。近几年，这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在近期的一次拆迁中，工人挖出一截古城墙，政府和开发商马上就停工，重新规划，“换以前，谁管你啊，直接就拆掉了。”
的确，2004年，湖州市重新修订了《湖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对湖州古城进行规划与保护。在经历了冲击、阵痛和迷失之后，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开始寻找一条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
显然，衣裳街作为湖州仅存不多的完整古街区，如果改造得好，“多少能为湖州赚回一点分数”。
在沈文泉提供的改造方案中，对于衣裳街的改造，将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型的房屋，提出不同的改造方案，历史建筑尽可能保护、修缮，现代建筑拆除、整饬，重现古街、小桥、流水、白墙、灰瓦的传统空间景象。”而整个改造工程12亿元的计划总投资中，有大约10亿元，将作为当地原住民的拆迁安置款。
在老街的许多住户看来，拆迁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们希望离开这条已经破败不堪的街道，用补偿款购买新的住处。
从今年4月份起，衣裳街的原住民就陆续收到政府的拆迁通知书。如今，原有的1100多户原住民，大多数已经离开，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但还是有人不愿意离开，有20多户人家依然顽强地留在这条老街上，周韬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残疾裁缝留下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毕竟，他所有的老主顾都在这条街上，而且，政府为这些原住民建造的新居所，位于这座城市的边缘，一旦离开，他担心失去自己的生活来源，“手艺再好，谁愿意跑七八公里去找一个瘸子做衣服呢？”
而最敏感的问题是补偿的价格。在留下的原住民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言，比如，“如果你在政府和开发商那里有关系，相同的面积，能比别人多出好几十万来。”而周韬那间自建的10多平方米的裁缝铺，并未纳入拆迁补偿的正常范围，只给他折算了6000多元钱，这可把他气坏了。
“我是一个瘸子，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按补偿政策一平方米给我4000来块钱就把我赶走，然后一转手卖个四五万，换谁心里能平衡啊？”他愤愤不平地说。
还有一些原住民并非因为钱才留下。一位熟悉衣裳街的当地记者说，他曾遇见一位姓丁的老太，在衣裳街已经生活了80多年，她的8个儿子都在外经商，于是，老太太养了8只猫，每只猫，都代表着她对一个儿子的念想。“衣裳街就是我的家。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老人对这个记者说。
“不要弄得只有生意，没有生活。” 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并不顺利。留下的20多户人家，无疑给衣裳街的改造工程，出了20多道难题。但在沈文泉看来，“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为什么要将原住民完全迁出衣裳街呢？”沈文泉说。不少人担心，改造后的街区，很可能会像全国许多所谓古街区那样，充斥着商业店铺和旅游纪念品，那依然不是精神家园。
“不要弄得只有生意，没有生活。” 沈文泉说，“有原住民生活的街区，才能叫传统街区。原住民没有了，承载那些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这样的保护，是要打折扣的。”
在他20多年来对湖州古街区拆迁与改造的观察中，曾遇见过一个类似的教训。
湖州的南浔古镇，如今是一个著名景点，但小镇的原住民，依旧在古镇中继续原本的生活。有专家评价，“这是将原住民生活与商业行为结合得最好的古街区改造模式。”
但是，在当年的南浔改造中，曾经采用过一个方案，就是将原住民全部迁出，将古民居作为店面和宾馆，出租给商人，但由于“各方面的利益没有摆平”，这个方案只改造了两条街就停止了。结果，那些保留原住民生活的民居，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古朴，又增添了新的活力，而那两条被改造过的街道，尽管修建了新的商铺，却门可罗雀，缺乏人气，“成为一个失败的样本”。
“一个城市要找到回家的路，是需要物件来承载记忆的。”沈文泉说，“我们还是得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满足原住民们不同层面的需求，想搬走的能搬走，想留下的留下。”
但拆迁改造在即，衣裳街的住户们大多还是离开了。周韬的裁缝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什么生意，只是偶尔接些零活贴补家用。国庆前一天的晚上，老街突然断了电，坐在临河那间裁缝铺的窗前，周韬闷坐在黑暗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偶尔，他还会记起10多年前的那一天。解放前离开大陆去台湾的舅公回到湖州，和周韬的外婆，约在从小一起玩耍的骆驼桥相见。可老人已经完全认不得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了，“那座走上去49个石阶、走下来49个石阶的石头桥，哪儿去了？”
于是，临别前，老人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对周韬说：“拜托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不然，以后子孙们回来，让他们去哪儿找那些记忆呢？”
（请图片作者见文后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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