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老队长严俊昌和严宏昌（前排左二、四）向来访的安徽省军区官兵介绍“大包干”的亲身经历
小岗村纪念馆中的雕塑和手印图真实反映了当年18个农民立“联产承包生死状”的情景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听着这首传唱了30年的《大包干歌》，笔者乘车来到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探寻那段永载中国发展史册的光辉岁月。
丰收后的紧张 “那年景，家家户户的粮食堆到屋顶，有的家连过门墩都是，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有18万斤。
”谈起1979年首次践行“联产承包生死状”取得丰收时的情景，时任小岗村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满脸自豪。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城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海拔50米、略有起伏的岗地上，因地貌起伏不大，故谓“小岗”。
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住的都是破烂不堪的茅草屋，有的家里全部家当只有一床棉被。最糟的时候，全村甚至饿死人。
穷则思变。在严酷的生活现实面前，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决定冒险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1978年11月24日晚，全队20户除两户外出外，其余18户悄悄地聚在一起，经过一番商量，18位农民挨个写下姓名，摁下红手印，签下这份联产承包协议：一、我们分田到户以后，每户夏秋二季所收的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准装孬种；二、我们是明组暗户，不准任何人向上面和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三、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这份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签下的“生死契约”，由于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现在被编号为GB54563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
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村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全队5年粮食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3200多公斤。“多少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第一次粮食多得吃不完！”严俊昌自豪地说。
小岗人肚子不再闹饥荒了，可精神上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虽然县、地两级采取了“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办法，对小岗人“包产到户”给予保护，但一些反对者对他们的做法提出强烈指责，称他们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当年，上面出台的一些有关农村建设的文件，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形势急转直下，是继续坚持走“大包干”式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再回到过去“三靠”的大锅饭时代？小岗人站在了时代抉择的十字路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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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你们打官司” 正当小岗人焦急万分的关键时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
“万里看到各家各户粮食堆得满屋都是，有的屋里放不下，堆在外面稻场上，非常高兴。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干了，我支持你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68岁的严俊昌老人激动不已。
看到万里没有官架子，严俊昌便大着胆子对他说，现在有人批评我们小岗村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哩！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跟他们去打了！”万里的话如同一颗“定心丸”，让小岗村农民们的心安定下来。农民们要送花生给万里，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穿着军大衣，口袋里都装着花生。回到省里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万里把花生放在桌上说，这是包产到户的成果。
然而，以“大包干”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普及并非一帆风顺，万里调回北京工作以后，新的安徽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农村改革这面大旗，在狂风暴雨中再次面临旗倒人散的危险。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疾风知劲草。1980年1月31日下午，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管理会议情况汇报会上，面对一些领导同志具有倾向性的反对话语，邓小平第一次站出来为包产到户说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本世纪末要实现人均收入一千美金，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发表谈话。
对包产到户说“不好回答”的邓小平，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后，在1980年4月2日邀请中央有关领导谈话。他说：“政策一定要放宽，使农民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波涛汹涌的中国农村改革浪潮，触怒了一些“要方向”的人，正当他们准备对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进行讨伐的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再次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不仅为小岗村包产到户平了反，正了名，而且上了“户口”。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属于农民。小岗村签订“生死契约”的18个农民，无意中扛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此后，中国农村改革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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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的历史意义所在 30年弹指一挥间。
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近日，滁州市、凤阳县的党政军领导与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围坐在一起，共谈“大包干”的历史意义，共话小岗村未来发展。
“从小的方面来说，"大包干"解决了小岗村群众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从大的方面讲，"大包干"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土地革命，它克服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于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大锅饭"的弊端，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改革之路。”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侃侃而谈。这位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任小岗村“当家人”四年后，对小岗村的发展史烂熟于胸。
“"大包干"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滁州军分区政委赵宁元对“大包干”研究颇深，有多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改革就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不畏难、不绕弯，敢于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一个一个加以解决。”多次到小岗村参观调研的滁州军分区司令员鞠华一语中的。
大家赞改革、话发展、明职责，越谈越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
金秋十月，江淮大地呈现出一幅丰收美景。小岗村的干部群众在品尝农村改革30年累累硕果的同时，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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