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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农民六大创造推动30年农村改革(组图)

  30年农村改革跌宕起伏,中国农民是真正的主角。30年间,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亿万农民发挥无穷才智,不断进行探索,推动着农村改革破浪前行。今天,农村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但是尊重、维护和发扬亿万农民的首创精神不应该改变。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在一张“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庄重地摁下手印。随后,小岗村所在县的其他一些乡村、安徽省肥西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一些地区,也先后搞起了名称各异的承包责任制。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解放思想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小岗村等地的实践证明,各种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实能激发出农民更大的积极性。1980年5月,邓小平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从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到1981年,贵州、四川、山东等省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982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资料图片: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回顾:小岗村的“大包干”协议

  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既平淡无奇又影响深远的日子:1978年11月24日。在这天的太阳快要落山之际,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聚会,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有坐牢危险的大胆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当以严俊昌为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的18户农民,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在私底下起草的契约上摁下自己鲜红手印之时,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即使坐牢杀头也心甘,其小孩由全体村民负责抚养到18岁。”

  “小岗变法”的精神内核

  1978年前的小岗村,有115人、550多亩耕地,按说人均耕地远超出了安徽省的平均值。正如严宏昌所说的那样:“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几个人?在1966年至1978年间吃国家返销粮23万斤,摁手印的18户家家都有乞讨的历史。如果连小岗这样专业种粮的人都挨饿,那么农村以外的人怎么活命呢?”

  正是这种“不信邪”的精神爆发出改革的惊人勇气。小岗村农民用“口头禅”来总结自己的创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朴素的、传诵一时的“口头禅”里,农民们仍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农民精神境界的独特表达。

  “大包干”之后再怎么改?

  率先进行“大包干”的肥西县,木兰村2004年成立“土地流转经营专业合作社”,以农民自愿入社为前提,把“分”到一家一户的田地又“合”起来,通过地块互换,将占全村耕地一半的偏远耕地集中连片,招标租赁给大户从事种粮和水产养殖,促进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解决了目前突出的农民工大量外出与种田的矛盾,也为规范土地流转秩序,解决土地流转主体虚置和产权虚置提供了新思路。到2008年,村民们“入社”土地已经增加到2100余亩,租金由每亩200多元竞拍提高到每亩358元。合作社理事长兼村委会主任丁云银认为,合作社之所以获得群众的积极响应,关键是坚持了“加入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入社农户转包什么样的田块,多大面积,合作社不作统一要求,完全由农民自己做主,有的农户将承包地全部交由合作社转包,有的部分转包。可以转包好地,也可以转包差地,按质论价。

  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一定的资金,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离开土地到附近的乡镇务工经商,推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但是它们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一批有胆识的农民开始走出本地,他们爬火车、睡街道、吃咸菜,被城市管理人员撵来赶去。在艰难和屈辱中,一批社队企业壮大起来,一批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肯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获得党中央领导的极高评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资料图片:这是绿树环抱的昆山市区一角。2005年,江苏省苏州市下辖的昆山市率先达到江苏省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基本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水平。昆山的全面小康,核心是“富民优先”。到2005年底,昆山市人均GDP、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三项核心指标分别达到78553元、16809元和8519元。(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全国18个典型地区之一:江苏省江阴市

  江苏省江阴市,从发展乡镇企业起步,因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企业集团迅猛发展和成批上市而被誉为“华夏A股第一县”,以“天下第一村”华西为样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闻名全国,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进入第三个高峰期

  三十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已经历过1984年-1988年、1992年-1997年两轮的超常规的发展跃升。从2003年至今,我国乡镇企业又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据统计,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个体工商户65万个,安排110多万人就业,农村能人和农民工回乡创办的小型乡镇企业达85万家,当年全部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69620亿元,上缴税收达到7366亿元。

  正在涌动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潮

  20多年前,16岁的邓立翠因为家境贫困成了安徽无为县第一批走出去的“小保姆”,带孩子做家务她一个月挣12元钱;20年后的今天,这位昔日的“小保姆”已经在家乡创办起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年产值3000多万元,带动农户9000多个。

  如今,像邓立翠这样离土再返乡的创业农民工已不是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潮开始出现“回流”,一股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苏南经济在“阵痛”中的升华

  以破解当前经济难题为契机,苏南地区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因势利导,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在“阵痛”中加快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质态提升。

  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的85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合寨村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说,包产到户后,原先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减弱,村里偷盗、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的情况增多,群众呼吁加强管理。在这一要求下,合寨村进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订立了村规民约,有奖有罚,群众思想提高了很多。合寨村的实践为农村改革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获得党中央高度重视和肯定。1982年12月,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载入新通过的宪法中,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图片来源:中广网)

  走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合寨村位于宜州市、忻城县、柳江县三市(县)交界处的大石山区,1980年时当地已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随着分田到户,原先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减弱,队干部对日益严重的赌博、偷盗、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等现象束手无策。

  韦焕能当时是合寨大队果作生产队队长,同时也是党小组长。他回忆说:“大伙在村头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说"大队的人连集体的林子都看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的事呢?""快插田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修一修,需要一个管事的组织啊?"大家议论后觉得,需要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当时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但另一个问题是:过去生产队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如何产生村委会,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呢?韦焕能说:“没有人来任命,谁也不能站出来说自己来领导吧。最后大伙一合计,每户派1人选举出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

  “草根民主”推动乡村治理

  1987年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堂上,一位学者讲道:“千万不要鄙视农民,农民的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比你们大学生还要高得多!”

  这个结论顿时让课堂哗然,它几乎受到所有在座者的质疑。自然,在我们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农民愚昧无知”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如果谁持有异议,就好像不懂得某种社会常识一样。在这种氛围中,所谓“农民缺乏自治能力”的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推行和各地富有创意的实践,彻底改变了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许多人的偏见。

  以“推进”解决“前行中问题”

  村民自治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在具体执行中也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正如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打的比喻:“就像有了汽车,就一定会有交通事故一样,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汽车交通事故,就禁止开车,甚至毁掉汽车,而是要想办法防范交通事故。”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在农业之外找到了新的就业渠道,农民工开始大量形成,但当时提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工进城还存在种种障碍。随着东南沿海城市的开发开放,不少农民开始到这里寻找出路。尽管顶着“盲流”的称号,但为了谋发展、求幸福,农民们还是一次次踏上远行的列车。30年间,他们为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2.1亿,国家正在逐步解决他们看病、养老、子女上学等问题,不少城市也放开了户籍限制。重庆和成都开始试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农民工不仅能进城,而且可以变成市民扎根城市了。

  资料图片:2007年9月3日,重庆市大渡口区百花小学一年级三班的老师正在利用午休时间教班上的几名农民工子女包书皮。当日,重庆市大渡口区的741名农民工子女和当地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在就近入学的原则下踏进了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的教室。重庆市大渡口区今年特地把农民工居住相对集中地区的4所小学和2所中学的招生向农民工开放,不用多交一分钱,农民工的子女就能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一样享受就近入学。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2007年我国农民工达到2.26亿人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说,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

  城乡统筹的成渝试验:“农民工问题”是改革突破口

  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是:平时在工厂,过年回农村;年轻在城里,年老回农村;贡献在城市,养老在农村。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受访的多位专家普遍认为,农民工这种“城市边缘人”的状态亟须改变。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沈晓钟介绍说,根据统筹城乡改革方案,到2020年,重庆市将有800万农民工进城变为新市民。为此重庆市将按照三大群体(农民工、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分类定位,推动三级城镇群分级吸纳人口,配套推进六个方面(户籍、社保、土地使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的相关改革,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试验。

  昆山经验昭示的未来

  在被称作“华夏第一县”的江苏省昆山市,105万人民不管有没有工作单位,也不管居住在城镇或乡村,只要拥有一张医保IC卡,就可以在昆山所有的医院看病。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对本刊记者介绍说,从去年开始,在昆山,无论是城镇职工、无业者、儿童、老人还是农民,只要他们每人每年出60元加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一级财政就将补贴90元,镇财政再补贴90元,村集体补贴20元。这样,大病治疗,最高可以报销20万元。

  “农民工”变“新市民”

  在拥有世界上最多流动劳动大军的中国,习以为常的“农民工”称谓正在逐渐被“新市民”所代替。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户在市场竞争中是弱势群体,只有联合起来,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者才能抗拒市场的风浪。上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出现新的专业合作社,到90年代,在山东、江浙等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颇具规模。这些合作社多数由种养大户或者村干部发起和组织,向农户提供信息、技术、销售、供应、加工等方面的服务,是农民群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大创造。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
  7月17日,小岗村村民缪夕清在搬运葡萄。近两年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有关专家的带动下,通过土地整合,发展特色经济,仅葡萄种植就达600亩,每户每年提高收入2000多元。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小岗村:从“分田到户”到新型合作化

  新华网北京10月2日电(记者全晓书 蔡敏)30年前,当安徽省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曾经推动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手印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把分到自家的田地又租出去。

  两年前,严金昌和十几户农民一起,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把自家的两亩土地出租给一家上海养殖公司,发展规模养殖,年终参与分红。

  这些农民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上海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600元左右的工资。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

  曾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世纪。”《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苏、皖等省的农村调查发现,这一预言正在化为农民活生生的实践。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简称“农合”)风起云涌,农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农村生产力在合作组织中得到提升。农村经济正从由推行“大包干”而确立的“家庭竞争”模式,逐渐步入“家庭竞争”与“组织竞争”并行的态势。

  “扶上马”还需“送一程”

  除了比例需要提高外,现有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不够大、规范不够好。安徽省委农办的一组调查数字显示:全省平均每个合作社资产总额仅118万元,负债达27万元;平均每个合作社总收入276万元,总支出239万元,盈余36万元,红利总额分配占成员出资总额的23%;全省只有23%的合作社执行生产质量标准,10%的合作社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专业合作组织比较活跃的江苏张家港市,也坦承合作组织“规模小、带动力弱”的问题:全市80家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社均带动农户仅358家;31家专业协会平均带动920户;17家富民合作社社均82户。张家港市委农办副主任顾永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合作社“个小体弱”,带动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200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要求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30年前,分地到户是农民的创造;如今,全面推进的分山到户仍是农民首创。1998年,福建三明市洪田村的农民就均分了山地,全村800多人每人分得山地6.2亩。同时规定,原有山林材积的7成归承包户,3成上缴村集体,新增材积8成归承包户,2成上缴村集体。洪田村的做法在福建和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被广泛借鉴,洪田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林改“小岗村”。
  资料图片:洪田村林农钟昌信在自家的山林里劈草护林。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福建永安市洪田村集体林权改革侧记

  洪田村是福建省永安市的一个普通山村。1998年开始,这里的村民自发进行了一场“均山、均利、均权”的集体林权改革,冒着风险完成了“分山到户”的创举。

  今年5月下旬,由国家林业局、中央农办、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六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洪田村考察后认为,洪田村的改革路径和成就堪比当年的“小岗村”,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典型代表村之一,洪田是真正意义上的林改“小岗村”。

  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概括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范畴上是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农村改革的延伸,在进程上是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主体转配套”,林权改革直面四大难题

  在辽宁,林权主体改革已基本完成,林权制度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由主体改革转向配套改革。今后林改将面临四大难题: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是林改始终要坚持的准则,但协调两者的关系面临着矛盾,如何解决?林权到户、林地实行分散经营后,单靠一家一户解决不了防火、防盗、防病虫害等问题,林业部门如何帮助林农解决?林农分到林子后,能否随意买卖,林业部门如何帮助林农流转林权?林子分到农民手中后,如何避免乱砍滥伐现象发生?

  农村改革30年充分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

  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时都显出它勃勃的生机。在眼下农村,当融资难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瓶颈”时,安徽省近30个县的农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横向移植”进经济领域,创办了被称为“穷人银行”的800多个村民互助资金合作组织。这些“穷人银行”由政府财政扶贫资金与村民入股“合资”而成,实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决策、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管理原则,在村民组内部形成一种利益共管机制,全体村民大会每人一票民主推选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责任心的由5至7人组成“互助资金”管理小组,内设的组长、会计、监督员各有明确分工,按程序办事。遇有重大问题,全体村民共同研究解决。这种改革新尝试在安徽农村基层正搞得红红火火。

  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进一步尊重、维护和发扬农民的首创精神

  现在,农村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顺利完成,仍需重视农民创造。然而,现在的农村改革中存在着一种趋势,政府和资本的创造多了,而农民自身的创造少了。这样下去产生的后果就是,农民的利益遭到忽视,农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遭到打击。比如新农村建设,中央一再要求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到了一些地方,却变成了政绩工程和房地产开发,农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与新农村建设的宗旨背道而驰。 (来源:半月谈等)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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