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谈中国改革开放：未来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新华网专稿：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戴维·蓝普顿教授近日接受了本网记者专访，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动机、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今后的前景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改革开放实现双重目标”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长期关注中国问题，那么，您认为30年前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动因和现实需求是什么？

　　蓝普顿：我曾认真研究过世界经济史。从公元元年直到1840年的这段时间，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曾高达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840年以后，由于鸦片战争以及100多年的屈辱，中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跌至大约只有3%到4%。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只有到了1978年，随着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开始回升。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自从1840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目标，即让中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强大而自豪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根本动机。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要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

　　记者：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终能保持勃勃生机，为什么？

　　蓝普顿：原因很明显：这一政策一直很成功。否则的话，我肯定务实的中国人民就不会延续这一政策。事实上，这一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所谓“令人瞩目”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大约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脱贫人数比美国的全国人口还多；二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而如今要解决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则需要听听中国的看法，需要中国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双重目标，既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运，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最大的变化是思维方式”

　　记者：您能否具体谈谈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社会、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中国的哪些变化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蓝普顿：我们可以先从中国神舟七号飞船说起。在太空中，航天员出舱并进行了太空行走。据我理解，这是中国航天计划的一部分，最终目标是建立太空站和登陆月球。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研发能力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型国家，无论是我们美国，还是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在其他方面，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直到不久前，中国还是世界银行贷款的主要接受国，但现在中国偿还世界银行的钱已经超过接受的贷款，并在向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美国很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国以前采取过不同的政策，但现在和美国一样关注武器扩散问题，这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得到反映。你可以对各个政策领域逐一进行审视，都会发现巨大的进步。

　　我曾向中国朋友问起，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他们说不是中国的高楼大厦等实体建筑，而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中国人民自1978年以来的最大变化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目标是自力更生，而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则表示，我们应当共同合作以维护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因此，中国的观念已经从自力更生转变为相互依存。我以为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变化，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

　　“未来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记者：毫无疑问，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但我们的确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蓝普顿：我经常说，鉴于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身为一个中国领导人，每天早晨起床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们可以看看今年1月的冰雪灾害，5月的地震，以及9月、10月的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成就的同时，在解决国内面临的难题方面至少要花费同样的精力。

　　具体地说，中国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是制度环境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很擅长工业化，所以部分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但制度建设没有跟上，这非常必要。其次，从长远来看，在今后30年，我认为中国将面临一个人口方面的难题。中国现在人口相对年轻，但将迅速老化。届时，社会保障、退休、医疗成本等各种问题将日益严峻。第三个挑战是，中国需要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随着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个人成就越来越大，人们倾向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政府需要不断地做出回应以维持社会稳定。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记者：中国有句俗话：旁观者清。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功，您认为中国该坚持哪些东西？

　　蓝普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有很多原因。首先，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就有了建设一个“富强国家”的共同愿望。改革开放是你们找到的最为成功的政策，而成功本身会带来新的成功。

　　其次，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接纳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采取了基本上是合作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外部世界的态度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坦率地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受世人尊重的富强国家的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并不是很成功。正是由于过去遭遇的困难和失误使人们更愿意合作，以确保新的政策取得成功。

　　“解决问题的潜在盟友”

　　记者：自从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2004年发表有关文章后，“北京共识”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各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有不少争论。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您认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为什么？

　　蓝普顿：如果“模式”意味着一个具体详细的计划，那么我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我不相信存在这样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共识”是针对“华盛顿模式”提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华盛顿共识”根本谈不上共识，特别是在美国金融体系最近发生问题后更是如此。

　　“北京共识”不是一个模式，而是试图反映一个现实。这一现实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维持了社会稳定。中国还有一项致力于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政策，以满足中国与世界合作的需要。由于中国在经济增长、稳定和争取世界和平方面同时取得成就，这一结果为其在世界各地赢得尊重。因此，不应该把“北京共识”看作一种模式，它反映的是人们对使中国取得成功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因为中国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就，其他人试图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政策。

　　记者：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否增进了世界和谐，是否对世界文化、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有积极促进作用？

　　蓝普顿：没有人能断言未来，事物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不过，我想首先阐述这样一个立场，改善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是一个好事。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几乎不可否认的是对全世界的贡献。

　　当然，从历史角度说，当国家变得强大时，有的会以损害别国的方式使用其力量。然而，我认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处于一种挣扎、不幸和愤怒的状态将是大得多的危险。况且，如果中国强大了，同样也具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你认为美国多么强大，它不能独自解决世界面临的大多数主要问题。我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潜在盟友。

　　“别把开放视为理所当然”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继续改革开放的前景？

　　蓝普顿：就如同不能把美国相对开放的政策视为理所当然一样，我认为我们既不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能以为中国的这一政策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需要我们不断为之而奋斗的东西，因为我们各自国家都有试图封闭的力量。

　　虽然我们两国都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政策，但在各自的内部也产生了反对的力量，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封闭和保护主义的势力在我们两个国家内部可能都会有所增强。所以我说，不要把中国或美国的开放政策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不断地改进政策，令其发挥作用，使各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继续开放才是我们前进最有利的方式。

　　记者：让我们谈一谈“软实力”的问题。您最近出版过一本有关中国软实力的书，中美两国在增强各自的软实力方面如何相互学习与合作？

　　蓝普顿：软实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吸引力，是积极的东西。软实力不是威胁，而是能促进合作，因为软实力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积极的思想、经济等来吸引别人。硬实力的潜在含义则更具危险性。

　　在软实力领域，中美两国的确存在合作的机遇。我在书中曾谈到技术创新是一种软实力。中美两国在知识技术领域进行合作，有助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本网驻华盛顿记者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