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名家自传的“口红化”

　　名家自传，早就成了圈儿内的寻常风景。利用自传，表扬与自我表扬，就像靓女们把唇儿涂得艳红，亦算是传家的潜规则了，即使王蒙，也莫能例外。评论家李建军就曾在报上撰文，对《王蒙自传》的“口红化”直言批评。不妨抄录如下：写到自己“才华横溢”的时候，踌躇满志，简直到了飘飘欲仙、忘乎所以的陶醉境地：“我即使渺小软弱，仍然富足、丰盈、旺盛、通灵、透亮。文学的火焰，知识与才华的火焰呼呼燃烧，瞬息万变，千姿百态。用一位好朋友的话来说，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如此无遮无拦的自吹自擂，如此天花乱坠的自赞自诩，足以让李白羞愧，让曹植自卑。

　　在另一部自传《九命七羊》的第13章，王蒙还连篇累牍地用自己惯用的泛滥而夸饰的言语来贬抑别人、美化自己：“……我必须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规格、品格……我必须以我的快乐光明的样板形象来回答愤怒阴暗的您老。我必须用宽阔通达的样板世界来比衬您的鼠肚鸡肠。我必须用专心用功、源源不断的文学劳作来回应吾兄的笔枯文涩江郎才尽。”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王蒙的三部自传读一读，或许会与李建军有同感。我想说的是，用自传标榜自己而贬低他人的行为，绝非王蒙一人所为。甚至可以说，这早已是一种普通现象，所不同的只是其程度强弱，态度明朗与隐讳，篇幅的长短，语气的强烈与和缓有所差别而已。事实上，正如李建军所论，“由于人生来就有一种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和赞赏的心理需要，所以，人们在写自传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天下诸美皆归之于己，将世间诸恶皆归之于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写成佛，把别人写成魔；等而下之者，则拿自传当做泄愤的工具，雪耻的利器。”如何将人性的劣根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正如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一样。如何将这种自炫自夸、贬人损他的自传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得到有益的矫正和修复，如何让实事求是成为名家自传的一条铁律，如何使其不至于陷入“口红”化而不能自拔，又如何使其不良企图难以得逞并影响广大的阅读者，我思来想去，深感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或寄望于传家的道德自省和职业操守，这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胡耀邦称自己一生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一是1959年批判彭老总，明知彭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二是1968年匆匆被解放出来参加中央全会，一看到说刘少奇是“内奸”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知道是不可能的，仍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华君武也曾坦言：反右时画漫画讽剌过胡风等一些被冤枉的同志，无非是想表现自己的积极、进步，应该说是有私心的，好像很聪明，其实很蠢。而真正能如胡耀邦、巴金、韦君宜们勇于说真话，像鲁迅先生那样解剖自己胜过解剖他人的人并不多见。更多的则会像王蒙那样，立志把自己写成一个“吾心光明”的“正面形象”。

　　或将把关的责任全权交给编辑、出版家，这同样靠不住。不是说编辑、出版家缺乏慧眼，事实上，他们对于传家的自我表扬也心知肚明。也不仅是缺乏胆识，缺乏审阅删除的勇气，缺乏去伪存真的真诚，更因为一些出版家早就变成了出版商，唯名是崇，唯利是图，早把名家视为牟取暴利、赚足眼球和提升收订率的工具和筹码。结果，自是乐观其成，乐于效劳，乐于成名家自传“口红化”之“美”。所以，名家之传普遍成了王蒙式的自吹自擂。“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李建军语）”

　　或曰公道自在人心，把甄别阐解权交给读者，这显然勉为其难。最大的难点在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比如说，绝大多数的自传是名家的自说自话，并无所贬所损对立面的任何著述任何自辩可资参考对照，更难以做到如鲁迅所提倡的那样，“美恶一并写出”，以至于读者只能陷于被蒙蔽的事实之中，被传主牵着鼻子走。再加上许多读者的崇名心理，总以名家之是非为是非，又习惯于圄囵吞枣，这便为自传家的欺世盗名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