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熟悉华尔街的保尔森和经济学家伯南克都无法拯救美国于危机之中,美国还能指望谁?
本刊记者/李静(发自纽约)杨正莲
在美国国会就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7000亿美元危机解救方案激烈辩论之时,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JohnCochrane为首的美国一百多位经济学家,联名给国会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反对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这个方案。
这封信征集到了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签名。但是,哈佛经济系只有四个人签了名,但没有一个是做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专业的。普林斯顿经济系没有一个人签名。
事情显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对于知识精英荟萃的哈佛和普林斯顿来说,沉默既是一种表态,又是一种谦逊。秘密或许还在于:领头提出这个解救方案的是这样两个人:保尔森和伯南克。
他们,一个是华尔街当之无愧的代表,另一个,则是全美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绝佳拍档 保尔森,哈佛的MBA。早在成为财长之前,他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华尔街最重要的投资银行高盛度过。保尔森是这个地球上对华尔街的世界最了解的几个人之一。
而伯南克当联储主席之前,是一个在学术界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读本科,MIT拿博士,在普林斯顿经济系任教17年,并长期担任经济系的主任。他同时是一个银行货币政策和大萧条的专家。他既能写没多少人看得懂的学术论文,也能写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能当最好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
当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媒体戏称,伯南克这个研究危机的经济学家终于派上用场了。如果最熟悉华尔街的保尔森和经济学家伯南克都无法拯救美国于危机之中,美国还能指望谁?
2007年8月,当金融危机刚刚冒头,二人之间即电话频繁,经常是很快、没有计划。他们很快形成一种默契:一个人提出想法,另外一人挑战,找毛病、修改。
保尔森以效率著称。华尔街出来的人喜欢快速接触各种潜在的信息源,雷曼倒闭之际,保尔森不分时间地每天都给伯南克打电话,交换想法或者讨论金融市场冒出的热点。保尔森说,多交流无害。
保尔森甚至把自己的讲话稿事先送给伯南克。保尔森和伯南克两人的早餐会程式如下:两个人轮流到两家的厨房吃饭,菜谱完全一样:果汁、可乐、牛奶、燕麦面包,偶然加点葡萄干。
作为经济学家的伯南克 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的本·伯南克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位有神童称号的美联储主席,在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入学考试SAT成绩1590分,离满分仅差10分,位居南卡罗来那州的头名。早慧的少年时代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他作为经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的本能。
他曾对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时代和其他金融危机进行过研究。美联储前任理事、宏观经济顾问董事长拉里·迈耶曾表示,伯南克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信贷体系如何运转,以及抵押贷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观察人士经常会把伯南克谦逊的举止和学院派风格误读为缺乏自信。实际上,伯南克极其自信,且看法坚定。曾与伯南克共处一室的友人表示:“你不可能在智力上左右他。”
这位人士说,他看到的唯一一次伯南克在智力上受挫,是在他们俩人以及伯南克的妻子安娜与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肯·罗格夫下棋的时候。伯南克很无奈地说:“罗格夫转来转去,东看西看,但仍然打败了我们三人。”
不过甚至连伯南克的钦佩者们也承认,他缺乏其前任格林斯潘数十年的市场经验和对实时数据传奇般的直觉,而事实证明,在危机时刻,这两点相当关键。
与前任相比,伯南克将会更为广泛、也可能更为深入地参考他人的意见。
他更多地向美联储副主席、格林斯潘时代危机的资深人士唐·科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总裁蒂姆·加斯内寻求建议。加斯内曾担任克林顿政府(Clinton)财政部官员,参与过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斗争。
然而,伯南克的行为将决定,他是否拥有评估金融危机风险何时会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的判断力和领导力,以及在危机到来之际,知道如何进行干预以应对危机。
“他非常严肃地看待道德风险,”布林德表示,“虽然如此,他非常清楚美联储有责任不让经济走下坡路。这是一个难题。”
此前,伯南克曾于7月8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提道,“一些大型投资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的疏忽,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与被称为“模糊语言大师”的格林斯潘形成对照,讲话直白是伯南克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同格林斯潘一样,伯南克也喜欢钻研经济数据,并通过分析数据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调整利率的方式上,也更愿意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不主张美联储采取措施去刺破市场价格泡沫。
伯南克有一个绰号是“印刷报纸的本”。这个绰号起源于他与格林斯潘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分歧,公众赐予伯南克这个雅号是基于他的一个观点: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
但是,伯南克认为这个雅号曲解了他的本意,他主张设定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即要在一定时期内使通胀率保持在某个特定水平。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引导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也有助于美联储提高其价格稳定目标的可信度。
2002~2003年,在解决美国的通货紧缩问题上,伯南克就曾在业界获得极大的知名度,他当时极力鼓吹降息,结果导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45年来的最低点)。
关于美国的“双赤字”问题,伯南克认为,美国外债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的实质性转变”,这种转变将这些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借款者变成净放款者。穷国的钱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铁将保尔森 9月29日下午,亨利·保尔森呆在他的财政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国会山决定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命运。他没有打开电视,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表情。直到他的办公室主任从外面探进头来告诉他这个让人吃惊的消息:205票对228票,救市方案没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数分钟后,一脸铁青的保尔森已经坐在白宫罗斯福会议厅里,忙着同布什政府经济团队的其他成员商量对策。这位高盛公司前任主席面临着几个选择:立即推动议案在参议院表决;抑或向民主党党魁施压,争取在多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的情况重新推动议案通过;抑或对现有的议案进行小幅调整,在众议院二度表决时能够多争取到12位众议员说“是”。
那一天,出席会议的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一个众人或许都未曾考虑的问题:如果7000亿美元方案行不通,我们是否还有第二个选项?保尔森透过眼镜望着他,语气决绝:这个方案非过不可!
在过去的两周里,保尔森被媒体称作美国史上最强悍的财长——自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至今,还没有哪位人物胆敢要求动用如此庞大的资金,来对抗一场深不见底的危机。美国《新闻周刊》则毫不客气地指其“逼宫夺权”,形容他为“国王亨利”。
这场危机或许是保尔森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保尔森于1974年进入高盛,凭借20多年的打拼,于1999年出任高盛首席执行长官,直至2006年进入政府,成为布什任内的第三位财长。
两年前,保尔森携7亿美元身家离开高盛的时候,他在公众眼里是个“说话磕磕巴巴、表情严厉”的实干家。他既不抽烟喝酒,也不会驾驶保时捷兜风,最大爱好不过是喝健怡可乐。他善于同国会建立亲密关系。在入主财政部的最初几周,保尔森与国会议员就召开了48次会议。
但在过去两周里,保尔森过去两年的苦心经营几乎耗费殆尽。他用三页纸生硬而直接地向国会伸手讨要7000亿美元权力,并未料到会碰壁。事后一位民主党众议员接受采访时说,“保尔森的傲慢不只体现在听证会上的态度,还在于他提交的最初方案,那就像一封勒索信:嘿,如果我们不能通过7000亿,你们谁也别想拿到养老金!”
但事实是,美国国会最终屈服于金融危机蔓延为经济危机的压力而通过了方案。保尔森虽然善于妥协,但始终捍卫华尔街的利益,体现出他华尔街出身的纯粹性。
胜利之后,对保尔森权力膨胀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保尔森恐怕是没有认清每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根据他提出的计划,不消数月,他的权力甚至将超过总统。”共和党议员斯科特·贾勒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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