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大户谈种粮(图)

　　资料图片：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三合镇堰河村，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正在验收村民肖长银（右二）家种植的黔优88超级稻谷（9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新华网郑州10月11日电（记者 訾红旗孙英威郭嘉轩）“种多少地才称得上种粮大户？10亩？100亩？还是1000亩？”当记者提出要采访几位种粮大户时，湖北省大冶市市委书记曹立明的一句反问，让记者一时没了主意。曹立明说：“由于党在农村的好政策越来越多，种粮收益越来越高，大冶市的种粮大户也在不断升级。过去种几十亩就算大户，现在种几百亩地也不罕见。大冶市大箕铺镇农民侯安杰租种的田地总面积达1.96万亩，称得上全国种地最多的种粮大户之一吧。”

　　“同样是种地，以前是为了交公粮、填饱肚子，现在种地为了多挣票子。”

　　高树文，黑龙江省肇东市五里明镇臻柴村农民。老高今年种植了180多亩玉米，今年平均亩产预计能达到850多公斤，见到记者，一张朴实的脸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农民即将获得丰收的喜悦。

　　1984年对高树文来说，记忆非常清楚，老高说，这一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地干活不用记工分，除了给国家上缴粮食外，剩下的就是自己家里的了。

　　从1990年开始，老高为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多种地、多打粮，争取当上粮王。1994年，生活好起来的老高承包了村里机动地30多亩，1998年又承包了机电井周围的40多亩地，2000年开始他又承包了一些外出打工农民的土地30多亩，到今年他承包土地达到180多亩。

　　同高树文一样，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农民侯安杰租种的田地总面积达1.96万亩，其中水稻、小麦等粮食种植面积达1.67万亩。侯安杰聘请了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帮他选择优良品种和提高种植技术，加上机械化操作，种粮效益远高于一般农户。据测算：扣除全部投入，侯安杰种粮亩平产量600公斤，获利300元以上，而一般种粮户亩平均产量500公斤，获利仅110元。

　　“种地不交税，国家还给补贴，我还想多种地。”

　　2004年是种粮农民最开心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国家不但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这让那些有眼光的农民看到了种地的商机。

　　今年39岁的叶柏林，是河南省正阳县真阳镇的农民。2004年以来，他相继承包了附近几个农场的4500亩土地，投资数百万元购买了大型拖拉机等农机具，聘请专人科学种田，并购买一辆轿车用于生产指挥和业务联系。

　　“当初乡里通知让我领存折，我还真不相信。种地已经不交税了，国家还反过来给农民发钱？这样的好事难找。”叶柏林告诉记者，“当时的粮食直补是每亩地12．1元，我承包的4500亩地，共补贴5.4万多元。”

　　“到2006年，我的存折上又多了一项新补贴，叫综合补贴。乡财政所的人解释说，为了减轻农资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压力，国家新增了这项补贴。2006年一亩地补11．38元，去年一亩地补26．24元。今年又增了，一亩地补59．5元，这样一算，我这4500亩地又净落27万元。”叶柏林的存折上，记录着3年来综合补贴的数字。

　　也是在2004年，由于高树文120亩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他也因此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种粮大户”，高兴的老高合不拢嘴，“没想到咱农民种粮食也能成为劳模，上北京领奖。”

　　高树文家有大小农具4台（套），一台48马力的大型农机具是老高去年用“两补”款买的。今年高树文的玉米总产量达到14万公斤，预计纯收入达到7万元。

　　“种地多了，规模大了，有些事个人办不了，还希望国家帮忙解决。”

　　随着种地规模的不断增加，种粮大户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政策扶持和规模生产管理等方面，这也是在农村现行管理体制和农村政策下，巩固和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亟须破解的难题。

　　为了提高种田效益特别是开垦抛荒地，侯安杰近年来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上投了不少钱，但却不愿多投资。原因很简单，他租赁的粮田，与农户订的都是5年流转合同。只订5年，在于双方对更长一些时间会有什么变化，心里都没底。对于侯安杰来说，如果不进行农田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就无法实现种田效益；投入多了，农户到时如要收回土地，又不划算。他只能打短期主意。

　　按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一户农户，不管种多少田，一年原则上只能在规定范围内享受一台（套）农机补贴。侯安杰在农机上的投资大，已达80多万元，其中有占投资总额30％的农机，如机动喷雾器、水泵等机械设备，不在政策补贴范围内。

　　叶柏林租种的田多，投资大，风险高。为分担风险，从2005年起，他找了多家保险公司，想办农业保险，开始时，说没这个险种，后来有了，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接这项业务。

　　叶柏林说，国家的现有政策好是好，但由于是“低保障、广覆盖”，对像我这样的大户支持力度显然不够。一般农户只种几亩田，最多十几亩田，主要是自己耕种，资金投入不大，有了风险，还能勉强补回。而我的种植规模这么大，经营成本大，每亩的资金投入多，风险就非常高了。对于种粮到一定规模的大户，应设置专门的险种。

　　此外，从一家一户到规模经营的跨越，对种粮大户的管理方式都是一个新的考验。侯安杰的1.96万亩地，跨两个市县8个乡镇的35个村，需要由他去协调的事，涉及人力、水源、电力、农机、柴油等诸多方面。要是上级能帮俺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俺就能安安心心地种地了。

　　30年前，一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掀起了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帷幕。30年间，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领域不断拓宽，从最初的脱贫致富，到取消农业税，到林权制度改革，再到村民自治等等各个方面，农民真真正正得到了实惠，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记者来到农村改革的起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小岗村有两座“雕塑”，一座是新扩建的大包干纪念馆，一座是村民文化广场上石雕版的邓小平语录，这两座东西相望的“雕塑”无声地述说着改革先行者的辉煌。

　　站在改革30年的新起点上，小岗人在思考，应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小岗怎样才能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这其实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共同思考。

　　华西村原来的面积是0.96平方公里，刚好是国土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老书记”吴仁宝苦心经营数十年，造就了一个极具标杆意义的农民乐土——“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本人也藉此成为众人眼中的不老传奇。

　　田野里的稻子翻滚着黄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不时有汽车来往穿梭。严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为30年前“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他不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调研、考察的各色人群，还要不时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各类媒体记者的采访。

　　“小岗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岁的严宏昌颇为深沉地说：“我们最担心土地问题，害怕借着流转的名义归大堆。”而他的儿子严余山最关心的是小岗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个在外面打工办厂闯荡了十几年的小岗新一代说：“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才能致富。”

　　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生活到“农工商”全面发展“走出国门”，30年来，中国农民经历了几千年来发展变化最快的“改革开放”洗礼，生存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提速，现在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活跃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农民的角色定位历史性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亿万中国农民正在享受着免除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个个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高含金量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手段，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坚持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从农村税费改革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弹指一挥间,30年光阴过去,我国农业和农村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中国农村大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中国的农业经济逐渐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推动了中国的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