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发给第一发现者 不是权衡谁贡献更大

　　“病毒猎手”猎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委员会恪守了将奖项发给“第一发现者”的宗旨，并不是要权衡谁究竟贡献更大

　　2008年10月6日，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半分钟宣讲攫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半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了德国海德堡癌症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 zur Hausen），他用毕生精力发现并确定了妇女宫颈癌的罪魁祸首——人乳头瘤病毒（HPV）；另一半则给予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25年前，二人共同抓出了艾滋病的元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时至今日，三位“病毒猎手”的工作已被无数科研工作者发扬光大，HPV疫苗和对抗HIV的药物纷纷面世。

　　历史上同一份诺贝尔奖往往多人分享，然而一份奖项颁给两个不相关的项目却是少数。对此，该奖项委员会成员扬.安德森在回答诺贝尔基金会的采访中说：“这些独立工作，每一个都配得上诺贝尔的殊荣。”

　　你是否知道宫颈癌是由病毒引起

　　诺贝尔委员会将“标新立异”作为对他的评价，然而这四个字又如何能概括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在科研生涯中所经历过的孤独和失望。

　　对妇女来说，宫颈癌的威胁仅次于乳腺癌，每年50万人被它困扰，25万人因它失去生命。上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II型疱疹病毒上，几乎已经认为它就是宫颈癌的致病元凶。

　　1974年，豪森博士去美国佛罗里达参加一个关于疱疹病毒的会议。如同一名“不速之客”，他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报道了一系列结果，证明疱疹病毒同宫颈癌无关。同时，他列出文献上一些关于HPV病毒的疑点，呼吁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个陌生的敌人。

　　报告中全场一片沉寂，后来他的观点被忽视。更为残酷的是，之后很长时间内，从癌细胞中寻找HPV的所有尝试均无功而返，豪森博士的研究小组拿不出一份像样的答卷。那时的实验室无法培养HPV病毒，这种病毒也不会利用人细胞产生新的病毒颗粒。也就是说实验人员必须从病人的癌细胞中慢慢寻找病毒存在的线索。

　　十年之后，转机出现，豪森博士将HPV16和HPV18呈现给世人。这两种病毒在后来被证明与70%的宫颈癌病例相关。

　　然而当时的研究仍举步维艰：美国财政部门驳回了他的基金申请，制药公司也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中止了对HPV疫苗研究的投资。有些人称豪森博士“一生只钻研一件事是愚蠢的”，一些早期同他并肩作战的同行纷纷离去。

　　时间终究证明真相。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验证了HPV病毒对宫颈癌的直接作用，人们对HPV病毒的态度由试探变为肯定。今天我们知道，在已知100种HPV病毒中，40种侵染人的生殖道，15种使妇女面临宫颈癌的危险。

　　更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经过三年努力终于研发出宫颈癌疫苗，该疫苗能100%地抵御HPV16及HPV18感染；2005年，默克制药公司也宣布，他们的疫苗能够阻止4种HPV病毒对人体的入侵，有效率达90%。

　　芝加哥大学微生物学家露西亚.罗斯曼-丹尼斯说：“他绝对应该早点受到别人的承认，这样那些疫苗也就可以早几年被开发出来。豪森博士的口碑非常好，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诺贝尔奖几乎像一个终身成就奖，它试图给科学家一生的追求盖棺论定。然而经过这许多辛酸与波澜，恐怕后人评说和任何头衔都不再重要。

　　通知电话打来时，豪森博士正坐在办公室里，对获奖一无所知。记者提及20年前工作刚有转机时，博士曾将最重要的实验试剂慷慨给予所有向他索取的实验室，成就了他人的若干专利，豪森只是报以轻轻一笑。

　　诺贝尔官方网站有一项投票：“你是否知道宫颈癌是由病毒引起？”在第一天近6000名参与者中，四分之一对其一无所知。正如豪森所言：“这次诺贝尔医学奖可以唤起人们对感染性病毒致癌作用的认识，这将推动疫苗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世界上最需要它们的贫困地区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免疫之外。”

　　艾滋病毒发现者之争

　　相较豪森的低调，HIV发现者获奖的消息则让学术界陷入了争论。关于科研公正的话题上了多家媒体头条，势头甚至盖过了对获奖者的赞扬。

　　故事要从1981年讲起。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道了几名同性恋男子所患的“无药可治”的肺炎病例——艾滋病对人类的进攻拉开序幕。1982年，一个20个月大的婴儿因输血死于相似疾病，人们惊恐地看到没有人能对这种可怕的绝症产生免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AIDS）于这一年定名。

　　1983年，一种疑似致病的新型病毒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被科学家分离出来——研究带头人便是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主角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

　　第二年，美国癌症研究院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博士也从巴斯德研究所寄去的实验材料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他最终确认了这种病毒和艾滋病之间的联系，并宣布自己独立完成了此项发现。随后，加洛博士的实验室摸索出了艾滋病的血液检测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对艾滋病控制功不可没。

　　其后的科研结果层出不穷，然而正如人们所知，人类至今仍对艾滋病束手无策。

　　尽管后来加洛和巴斯德研究所分离出的病毒被证明为同种HIV，但其发现权之争却从未停歇：1987年，美法两国首脑为了结束争论，宣布病毒为两方共同发现；1989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加洛当年的发现涉嫌剽窃；1991年和1994年，加洛博士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先后承认HIV发现权应为法国人；而此次诺贝尔奖颁给法国人，则“终于为之画上了句号”。

　　然而，至今仍抱不平的大有人在。在10月6日的报道中，《科学美国人》杂志写道：“诺贝尔委员会的程序从来都是臭名昭著地秘密进行……当然，崇高的诺贝尔奖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公正的，然而总有一些事例会突显出来。”

　　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则随后撰文予以反击，“我们早在1991年的文章中就明确撰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对加洛盗窃菌株行为的调查”。

　　哈佛大学医学科学部博士研究生邢娟（化名）对加洛博士的落选非常惋惜：“所谓‘不正当行为’不是最重要的，他用一辈子时间为HIV研究做了那么多本质工作，是他第一个将HIV和AIDS联系起来，不肯定他的贡献是不公平的。”

　　上世纪80年代曾在加洛带领下完成了许多重要实验的Robin Mukhopadhyaya博士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加洛的敬意，但他同时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恪守了将奖项发给“第一发现者”的宗旨，并不是要权衡谁究竟贡献更大。

　　正反辩论沸反盈天，正在非洲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的蒙塔尼先行表态，加洛也应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他很高兴人类与HIV这场“未完成的战斗”得到了委员会的承认，“在非洲有许多人没钱进行一辈子的治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先治疗后疫苗’的综合疗法，让这些已遭感染的人们永远不发病”。

　　年逾七旬、仍担任马里兰医学院人类病毒学院院长的加洛则通过电子邮件对本刊记者声明：“我很高兴我长期的合作伙伴蒙塔尼和巴尔-西诺西获得了荣誉，我也很高兴诺贝尔委员会终于用这个奖项对艾滋病的重要性做出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