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 陈独秀被捕

　　1932年10月15日 陈独秀被捕

　　1932年10月15日下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人搜查了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搜出大批文件和俄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当场逮捕了彭述之等5人。此后，巡捕又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17日，公共租界将先后被捕的陈独秀等11人及搜获的文件一起押解至江苏高等法院驻上海第二分院收押，正式引渡给国民政府，18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达逮捕令，要“公安局严慎各列管押候命迅办”。经过法院简单讯问案情后，认为该案属于“危害民国”的性质，应移交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处理。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奔走呼号，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列举陈独秀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材，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远在北平的胡适也发电给上海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10月19日晚，陈独秀、彭述之两人先行被押送南京，关进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法司的监狱。军法司经过审讯，虽认为该案属“危害民国”性质，但与军事无关，加上陈独秀又不是现役军人，故军法司无权管辖此案。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组织部干事黄凯携陈案的材料去武汉，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同日，翁文灏、胡适、罗文干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

　　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快邮代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24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后议决交法院公开审判。

　　26日，陈独秀被转送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1929年10月15日 陈独秀取消主义的破产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理论，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样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主张取消一切非常的斗争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决议》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反党分裂活动，指出陈独秀必须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宣传与活动。

　　决议发布后，党内一直与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托陈取消派做不懈斗争，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坚决拥护中央决议，看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但是，陈独秀顽固地坚持托派立场，不接受党的警告，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把陈独秀清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后，公开与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相勾结，组成托陈取消派，即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陈取消派的纲领，公然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选陈独秀为书记。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攻击土地革命战争，重弹取消主义的滥调，反对党和人民进行革命。

　　（人民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