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艾滋病：未完成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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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25年，吕克·蒙塔尼（LucMontagnier）仍然记得第一次和对手“正式见面”的情景。

　　那是1983年2月3日，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狂犬病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电子显微镜下出现一个长满触角的小家伙：它看上去好像一枚勋章，黑色圆环内还有个三角块。

　　蒙塔尼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家伙，迅速成为肆虐人类的杀手。截至2007年年底，这个名为“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的病毒已经造成2500多万名感染者死亡。

　　为了攻克这个强大的对手，包括蒙塔尼在内的科学家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战斗。他的助手巴尔·西诺西（FrancoiseBarre-Sinoussi）回忆说，当他们25年前分离出这种病毒时，人们天真地希望随后就能防止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但是直到现在，有关艾滋病疫苗的研究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10月6日上午，这两位法国科学家获得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奖理由是抓住了艾滋病的元凶HIV。和他们共同分享此奖的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zurHausen）也是一名病毒猎手。这位德国生物学家用毕生精力发现并确定了妇女子宫颈癌的罪魁祸首——人乳头瘤病毒（HPV）。

　　面对这份姗姗来迟的殊荣，已经76岁高龄的蒙塔尼说：“晚到好过不到。评委们在关注艾滋病这个苦难是件好事。”

　　“主人之争”

　　事实上，这场与艾滋病的战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拉开了序幕。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第一次报告了一个具有罕见肺炎的男性同性恋者案例。一年后，CDC正式命名这种疾病为“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AIDS），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艾滋病。

　　而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这一年年底接收了一名同性恋者。这个拥有多个性伙伴的男人颈根部出现了肿大的淋巴结。为了探究其病因，研究人员将这个淋巴结取下并分割成四块，其中一块就到了蒙塔尼手中。在一间名为“布吕”的实验室里，这也是那个患者姓氏的第一个音节，蒙塔尼和助手们捕捉到了HIV。当时，这个新型病毒被命名为“淋巴细胞杀伤病毒”（LAV）。

　　在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看来，这两位法国前辈的发现，为人类遏制艾滋病确定了靶子。而正是因为这个目标的确定，使得诊断HIV感染者和筛选血液制品的方法不断发展更新，保护输血和手术的患者不再受到艾滋病的侵害。

　　他回忆说，当时科学界对于这个新型病毒仅仅是“刚认识”。1986年前后，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学生，在一个外校组织的培训班上，从一个美籍华人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艾滋病”这个词。

　　“当时好多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最近的一个下午，这位45岁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里回忆。

　　1988年，他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艾滋病病毒的遗传变异规律。临行前，父母再三嘱咐他注意安全。不少同学还开玩笑说：“你可别学习没学成，染了个艾滋病回来。”

　　当时有关谁先发现HIV的争论刚刚尘埃落定。原来，为了获得同行确认，蒙塔尼等人将自己培养分离出来的LAV邮寄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其中的罗伯特·加洛是位著名病毒学家，他所领导的团队早在1980年发现了第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在感染细胞时，这种病毒首先将核糖核酸（RNA）逆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DNA），然后将这段逆转录的基因插入细胞基因中，进行复制进而扩增。

　　而HIV就是一种人体逆转录病毒。加洛最终确认了这种病毒和艾滋病之间的联系并宣布自己独立完成了此项发现。他还对此申请了专利，并给LAV重新命名为“HTLVⅢ”。

　　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这场风波于1986年结束，同年5月，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给艾滋病病毒重新起了一个名字，这就是今天为人所知的HIV。一年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华盛顿签署协议，肯定了两个小组对艾滋病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却并未指明究竟是谁首先发现了病毒。

　　而本届诺贝尔奖的颁发无疑令此事再起风波。加拿大国家新闻社总结式地列出“主人之争”时间表，称该奖项“终于为之画上了句号”。而《科学美国人》杂志不无讽刺地说：“崇高的（nobel）诺贝尔奖（NobelPrize）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公正的，然而总有一些事例会突显出来。”

　　不过，中国病毒学家曾毅院士告诉记者，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更多的人还是倾向于HIV是由蒙塔尼等人首先发现的。

　　“它怎么能这么聪明！”

　　既然敌人已经现身，那么接下来就是研究战略战术了。

　　作为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的助手，张林琦认为主要受体（CD4）和辅助受体（CCR5或CXCR4）的发现是这场战争的里程碑式进展。

　　原来，病毒进入人体细胞前，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张林琦打比方说这就如同“小偷想要进入你家，首先要找到门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意外发现，一组特殊的同性恋者同HIV检测呈阳性的男性性伴侣保持长期的性关系，却从未被感染。经过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这组人群存在CCR5基因缺陷，因此HIV也就没有了可以进入人体细胞的载体。

　　这一发现为艾滋病药物尤其是疫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你连它们怎么进来的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防盗呢？”张林琦笑着说。

　　但艾滋病病毒实在太狡猾了。比如HIV基因复制的出错率是人体基因出错率的100万倍。在感染者体内肆虐的HIV病毒每毫升血可达1000~10000个，但是没有两个病毒长得一模一样。

　　“有时候，我都不得不佩服，它怎么能这么聪明！”张林琦感叹道。他又用起来小偷的比喻，说这个“小偷”有时候会背对着“门窗”入室抢劫，让原本具有防盗功能的药物形同虚设。

　　但对于这个入侵者，人类已不再是无能为力，尤其在药物治疗方面。198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通过了第一个抗逆转录酶病毒AZT作为艾滋病相关药物。8年后，加洛发现了能抑制HIV病毒并延缓AIDS发病的趋化因子。9年后，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通常像喝“鸡尾酒”一样，每天服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

　　这些努力都极大地降低了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率。今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2008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其中指出，全球艾滋病年死亡人数已从2005年开始逐年减少，以2007年的200万人数字为例，就比2001年减少了20万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邵一鸣介绍说，过去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而如今通过较好的治疗死亡率可以控制在10％~20％之间。

　　但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国家敏感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AnthonyFauci）就时常觉得自己在玩过山车，“从热情很高到失望”。尤其是在给艾滋病早期病人服用AZT没有显著效果的时候，他甚至有了“天塌下来的感觉”。

　　“摸着石头过河”

　　同样，张林琦也有一种“大起大落”的失落感。这位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者，常常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按照他的说法，科学家目前没有找到一个指标与艾滋病的疾病进程相关，换句话说，根本不知道要诱导出怎样的免疫反应才能遏制艾滋病人不发病。这与另一种传染疾病乙肝完全不同，比如70％~80％的乙肝患者可以自愈，20％左右会变成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但目前没有一个艾滋病患者能够自愈。

　　“举例说，在黑夜里你要从北京到天津，乙肝的免疫学反应好比在天津方向放了一个灯塔，你能按灯塔往前走；但在抗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学机制上，就好比一片漆黑，你不知道往哪走才能达到目的地。”他不无沮丧地说。

　　这也是艾滋病疫苗至今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虽然早在1987年，美国政府便启动了首个艾滋病疫苗临床实验，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艾滋病疫苗被证实可应用。更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处于人体试验阶段的疫苗，很少显示或根本没有预防效果。

　　去年秋天，这种失望情绪达到了顶峰。当时，被广泛寄予厚望的艾滋病候选疫苗——复制缺陷型Ad5腺病毒载体疫苗（简称Ad5载体疫苗）Ⅱb期临床试验宣告失败。不同于激活针对HIV抗体的传统疫苗，这种全新方法研制的疫苗专门诱导体内免疫系统的杀伤T淋巴细胞反应，并且此前在猴子身上显示出的良好免疫效果。

　　科学界曾乐观地认为，即使这种疫苗无法保护接触者不被感染，至少可以降低艾滋病病毒在感染者体内的复制速率及其复制水平。但此疫苗没有在人体内显示出期望的效果，的确令科学界十分惊讶和失望。

　　这种情绪甚至影响了今年举办的第17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纽约时报》这样评论道：“大会的气氛有些冷清，没有什么突破性发现，也没有划时代的研究结果。”

　　但张林琦用“悲观的乐观”来形容科学家的态度。他反复强调，失败对于科学家可谓家常便饭，因为科学研究的特点是以99％的失败来换取1％的成功。

　　而蒙塔尼和西诺西此次获奖，再次唤起了公众对于这个病毒的关注。

　　远在非洲的蒙塔尼表示很高兴人类与HIV这场“未完成的战斗”得到了委员会的承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发“先治疗后疫苗”的综合疗法，让已遭感染的人们永不发病。

　　曾经与他争论不休的加洛也表示，很高兴诺贝尔委员会终于用这个奖项对艾滋病的重要性做出了肯定。

　　而今，这两位年逾七旬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尘埃落定，而他们和20多年前那个老对手之间的这场战斗，注定还将长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