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般的先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达利的故事：

　　唯人类有求死之意志

　　伦敦麦斯菲尔德20号。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住所。

在这里，这位病重的老人和他的女儿安娜，妻子玛塔和弟媳兼女管家一起度过了他最后12个月的时光。尽管在纳粹德国和奥地利遭到了排斥，但他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个新偶像。

　　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了起来。这座房屋是一个真实的引发回忆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他生前的原样。家具、古玩、书籍和照片，在这一私人的氛围中反映出弗洛伊德的性格、他的思想世界和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的精神。

　　1938年7月19日，流亡中的奥地利犹太人剧作家斯蒂凡·茨威格，带着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到伦敦的弗洛伊德住所。1938年夏天的这位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画家，是来“朝圣”的。作为著名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达利以其天才的创作推动弗洛伊德思想的传播，而且特别爱读《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理论对文学与艺术批评影响非常巨大，文艺批评的精神分析学派就是其直接产物。但还没有一位艺术家像达利这样，自觉得有些偏执地运用弗洛伊德理论而从事创作。也没有一位艺术家像达利这样，把弗洛伊德理论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

　　至今，达利的作品，从绘画到雕塑，从歌剧布景到电影设计，仍然是进入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最直观的门径。原因很简单，他使用的是最具冲击力的视觉艺术。从古希腊的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对古典文学进行原型分析，是弗洛伊德进行理论思辨时的最重要工具。达利以直观的绘画甚至以自己的生存，解剖弗洛伊德梦的世界——他为弗洛伊德著作制作的插图，堪称一项壮举。

　　当我们说起弗洛伊德这个名字时，大多数人会联想到其性本能理论。即强调被压抑的童年时期性本能对成年人格的影响。弗洛伊德直奔数千年来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引申出恋母情结、弑父情结等，可以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位绅士不被冒犯，没有一个淑女不被惊吓，没有一对父母不被激怒。我们将看到，这也正是达利绘画引起的反应。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强调的，其理论核心应当说并不是性本能，而是被压抑的人类无意识——在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中，意识分析是哲学传统的支柱，而弗洛伊德从根本上撼动了它。他认为，人类意识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最末端，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人类无意识才是水面下庞大的冰山。自弗洛伊德之后，梦境、呓语、笔误、谵妄等等无意识行为，成为心理学甚至哲学研究的新大陆。从一定意义上说，从康德到胡塞尔进行的“意识分析”从此“落伍”了。

　　从弗洛伊德以降，任何关于人的分析离不开“无意识分析”。精神病人、疯子、歇斯底里患者、白痴第一次有机会大显身手，有了比所谓正常人更加迷人（或者说迷惑人）的吸引力。这一脉络发展到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癫狂与正常已经完全倒了个儿。

　　没有弗洛伊德将人类意识与无意识地位颠倒，绝不可能有《飞越疯人院》、《雨人》、《阿甘正传》及《沉默的羔羊》等今人耳熟能详的“好莱坞疯子系列”。这一系列现代电影艺术经典，理论鼻祖是弗洛伊德，但最早的实践者就是达利。这位怪诞天才，将噩梦一般的驴子尸体摆上电影中的床榻，把弗洛伊德理论直接与法国电影以及后来的悬疑大师希区柯克合作，成为让观众惊声尖叫甚至呕吐的电影作品之滥觞。

　　贝那多·贝托鲁齐说：“自从我熟悉精神分析以来，我就有种感觉，在我的摄影机里多了一枚透镜，不是柯达，也不是蔡司，而是弗洛伊德。那是一枚通往梦境近处的透镜。即使在我知道弗洛伊德之前，电影对于我来说，也总是跟梦最近的东西。”

　　达利是疯子与天才的混合——其作品的革命性就在于以严格的学院派技巧表现了噩梦、死亡与癫狂，扭转了传统西方绘画的内容。这看似绘画内容的转变，实则可以说是历史内容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内容的置换。

　　以梦为工具，达利赋予弗洛伊德理论以感官的直观性，把过去被西方文明视为病态、不正常的东西反转成正常、不应排斥的事物。随恐惧而来的歇斯底里或精神错乱，随压抑而来的变态或癫狂，这些传统被认为医学上的“疾病”，这些被习俗和道德观念、社会准则定义为不正常的诸现象，被弗洛伊德视为人类的常态，被达利表现为绘画的主题。

　　每年能吸引数百万游客的达利故乡费格拉斯，主要场景的达利剧场美术馆是画家自己设计的，美术馆巨大的天顶，就被设计成蝇眼。每逢日当正午的时分，仰头看到的将是两只世界上最大的蝇眼。

　　达利孜孜以求的，可以说正是弗洛伊德博士津津乐道的生命尸解倾向。苍蝇不是别的事物，是人体最终结出的芬芳之花。耐人寻味的是，对生命中真实的丑恶一面之执著不逊于弗洛伊德的达利，在为弗洛伊德作素描时，准确表现了这位老人本身的濒临灭亡。

　　茨威格回忆说，他不肯告诉弗洛伊德关于这幅现场素描带给自己的真实感受，那就是这幅画像中，弥漫着大师的尸解之气。这幅著名的弗洛伊德素描，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为一只蜗牛壳的残痕。

　　也许弗洛伊德同样看到整个欧洲文明以及善良的茨威格走向死亡的迹象。茨威格，这位奥地利犹太人、人道主义诗人和剧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与妻子一起，在巴西自尽。他在绝命书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日耳曼世界业已沉沦。我精神的故乡欧罗巴已经自我毁灭……我的力量已因长年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我向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黎明的到来。我这个性急的人，只能先走一步。”

　　德国和奥地利驱逐的犹太人如此之多，以致这标志着德奥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其欧洲哲学、音乐与思想大国地位。而被消灭的犹太人如此之多，以致我们永远也没法想象一个本来应当存在的欧洲该有多么群星璀璨。

　　以无意识为突破口，弗洛伊德早期关注的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后期关注的则是无意识被压抑的死本能。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从逻辑上说，性本能的实质是生，是生殖与繁育的生命本能。中国人讲“蝼蚁尚且贪生”，所有动物都是求生的动物，所有动物都有求生性。

　　然而弗洛伊德使人的求生本能，成了一大问题。战后法国的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说过：“实际上，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自杀。”此言不谬。因为主动追求死亡，足以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彻底地区别开来。同类之爱或同类相残，可以说是动物与人所共有的一种特征。然而“活得不耐烦了”，却只有人类能为之。

　　目前，人们说起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理论时，往往错误地将其简化为“破坏本能”或“进攻性”。这完全颠倒了弗洛伊德的原意。因为破坏本能、攻击性属于一种求生本能，即毁灭别人以自保。而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理论，揭示了人类具有的那种可怕的求死意志或者说自杀倾向。

　　在达利令人眼花缭乱的创作中，真实表现了欧洲文明的死本能，他在画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恋尸癖”（necorphilia）倾向。这是使达利超越其他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者而成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追问过由弗洛伊德“死本能”挑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无生命的东西会比有生命的东西更吸引人？可能的理解是，无生命的东西本质上接近于“不变”。逝者如斯，人生荒凉、恐惧，万物流变不居，青春短暂，英雄迟暮。良辰美景远不如废墟枯木永恒。无生命的东西成了一种“永恒”的象征，心灵借此可以逃避变迁，沉溺于一种绝对控制的假象，摆脱了生命固有的焦虑与辛劳。

　　弗洛伊德说：“如果生命是在一个无法设想的遥远过去，并且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如果这确是真的，那么，按照我们的假设，某种本能在那时就必定存在，其目的是要废除生命，重新确立事物的无机状态。如果我们在这一本能中辨识出我们假设中的自我破坏这一冲动，而这种本能从来没有从任何生命过程中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法、德等不同民族的知识分子充满激情，除了罗曼·罗兰这样极个别的人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投入集体性的癫狂，倾尽才华与激情以歌颂战争，欢呼死亡带来的千载难遇的洗礼。为死亡激情所控制，陷入集体的歇斯底里，鼓吹仇恨和毁灭，为群众情绪火上浇油。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欧洲思想家，均投身于欧洲“圣战”。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年，欧洲各国产生的战争颂诗超过1万首。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个战场的镜头，都会使弗洛伊德理论栩栩如生，使达利血淋淋的绘画成为通俗小人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死本能理论，预言一个文明的自杀。这种文明的自杀，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对弗洛伊德而言，人类历史长河中那么多民族、国家和城邦灰飞烟灭，与其说是毁于外敌入侵或自然灾害，不如说是集体自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之战，近80万人战死。欧洲科学家和知识界，伟大的古希腊人的传人，发明了TNT、机关枪、芥子毒气、核武器。通俗地说，弗洛伊德是精神病医生，他研究的是疯子。俗语说，“上帝欲使谁毁灭，必先致其疯狂。”

　　也许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最简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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