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官场外的于右任

于右任与蒋介石

于右任书法

　　诗言志 书咏魂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作最大特点是贴合时代、亲近人民、贴近生活。

　　他最早出版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对故国山河之恋溢满字里行间。他说：“少年作品，过火话太多”，但“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他早年的一组“杂感”诗，直斥清廷的腐败，揭露其横征暴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于右任在《署中狗》中，直喻清吏为狗。诗云：

　　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

　　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②

　　寒门出身的于右任，素来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上庐山时，他目睹轿夫脚步的沉重，耳闻其悲哀的叹息，体恤其内心的煎熬，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

　　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

　　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

　　抗战岁月，生灵涂炭。于右任亲往战地视察，目睹战火中孤儿流落街头的惨状。他嘱地方当局要妥善安置，自己更夜不能寐，写下《战场的孤儿》四首（此选一），诗云：

　　举国愁兵火，流亡何处归？

　　孤儿点点泪，湿透母亲衣！

　　1941年，于右任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员一起提出以端午节为诗人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用以懔危亡”。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出席了大会，于右任担任大会主席，并赋《诗人节》一首：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

　　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

　　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即使是于右任抒发个人生活经历的诗篇，也都充满着革命精神。当年，他被升允通缉，“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上海途经南京时，拜谒明孝陵写下《孝陵》：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为向民众宣传革命，于右任早期还写过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1920年左右，他写了篇跑旱船秧歌，利用传统的“十二月歌”曲调，用地方俚语宣传民主思想，弘扬爱国精神，深受群众欢迎：

　　正月里来正月正，吉利的话儿说几声，中华民国是民主，民权有了就太平。地方自治办得好，寻点儿快活玩花灯。

　　……

　　腊月里来梅花放，家家商号都收账，乡时人儿趁冬闲，腊八会上逛一逛。把好话奉献大家听，如今世事不一样，中华民国重民权，国民责任你莫忘，你莫忘！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于右任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1946年他应时为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之邀访问新疆，登上天山，诗兴遄飞，写下了歌咏天山自然风光的《天山》两绝。参加新疆各族庆祝和平大会，目睹民族团结气氛，挥毫写了一曲《大石调·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

　　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何人创建新新生命？

　　和平万岁，和平万岁，万岁和平！

　　于右任的经典作品，广为炎黄子孙所传颂的当属他的怀念故土、亲人，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的《鸡鸣曲》、《怀念大陆》、《忆内子高仲林》和那首千古绝唱《国殇》了。

　　他在《鸡鸣曲》中抒发了两岸鸡鸣相闻，却故旧亲人不能晤聚的悲哀：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

　　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1962年，于右任去台13年，在他83岁生日那天写了《怀念大陆》，发出“河山何日得珠还”的感慨：

　　巢空子母三春乌，石烂鸳鸯七志齐。

　　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

　　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

　　十年种得蓬莱水，投入家山一泫然。

　　于右任期冀能活百岁，想回大陆晤聚亲朋，更想他的发妻高仲林。在与高结婚60周年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脉感夫人的手温与心跳，回味一生聚少离多的悲剧，笔下淌出了《忆内子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于右任患病住院，面对两岸对峙多年的现实，他只能长歌当哭，在绝望与悲愤中写了带有遗嘱性质的《国殇》，那当是他此类作品经典中的经典了。

　　于右任一生留下诗、词、歌、曲达千首之多。有评家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许有成）是“一部凝练了的史诗”。

　　“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乐恕人悼于右任）

　　于右任多才，是诗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一台湾书法评论家评论于右任的字时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话。”

　　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贩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抗战岁月，他还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

　　有趣的是1948年，他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写“为万世开太平”拉选票。结果当然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由于他的字值钱，到台后颇有一些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甚而连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一点也不恼，让店家摘下，为他重题了一副。店家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拒收，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编定的《标准草书》，修订了9次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他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