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锋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08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下称《绿皮书》）报告称，虽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或将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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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皮书》的统计数据看，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两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在逐年扩大。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近万元，而且在过去1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近12倍。
这一说法，在农业部部长孙政才8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中也得到了印证。《报告》称，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统计数据可能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虽然数据显示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在增大，但情况可能正在逐渐改善。
蔡昉说，世界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然后逐渐缩小的过程，其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过去10年里，中国经历了和平时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但基尼系数反而逐渐增大，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统计口径和方法的误差，被认为是造成数据失真的原因。蔡昉表示，农民工的收入没有被计入城市统计数据，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将农民工收入完全包含进去。根据他的计算，如果计入农民工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没有现在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惊人。
差距缩小或差距扩大“减速”
劳动收入是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也被认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蔡昉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前所未有的。据他估算，城市约有30%的人口、总数约为1亿人的非正式就业者没有被纳入统计数据。
蔡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背后原因是，城市经济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即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
在劳动力供求形势改变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没有出现短缺，但也不再是无限供给了。企业开始“竞抢”劳动力，其结果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并改善了自己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
在《绿皮书》发布和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表示赞同“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说法。不过他认为，虽然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开始上涨，但只要上涨速度比城市居民低，城乡收入差距就仍会继续扩大，只不过扩大的速度变慢了而已。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也认为，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平均下来，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速约为5.5%。以这一增速而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并非易事。
剩余劳动力数量争议
判断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前提，是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变化。除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因素外，经过多年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是蔡昉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已出现的前提。他认为，农村现在充其量只有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
但数位专家却对此持不同看法。李培林说，根据他的观察，很多农村年轻人大量聚集在小县城和城镇打零工，没有完全转移出来，他们即使不能算剩余劳动力，也属严重的就业不足。
王小鲁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非是一个不变的数字，而是一个变量，这个数据的大小取决于农村土地等制度的转变。
他解释说，如果现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情况不变，很多人转移到城市就会一直处于临时状态——农民不能把整个家庭带到城里来，必须保留农村的那块地，这就需要人来耕种土地，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确实是在下降。但是一旦农地实现了规模经营，那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增加，劳动力供应状况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劳动力的转移还取决于城市化的速度和社保等制度安排，如果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却无法立足下来，那么是无法真正实现转移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也认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变数。虽然城市吸收了这么多农村劳动力就业，但尚不能给这些农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们不敢放弃土地。
同时，农民转移的机会成本也在变化。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如果不转移到城市，每年不仅没有收入，还要交纳一定的税费。而最近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却让转移的机会成本——种地的收益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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