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金融危机 西方要清算贪婪中国在坚持改革

　　西方要清算贪婪 中国在坚持改革

　　李鸿文

　　对这场金融危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描述堪称精彩。他说，“贪婪”和“恐惧”是金融危机的“双煞”，它肇始于美国，席卷了全世界，“我们目睹的是极度资本主义的全面失败”。

　　英国媒体也在“清算”资本主义的贪婪。政治学家格雷在《观察家报》撰文指出，全球正目击“历史性的地理政治转移，世界的权力平衡正无可挽回地改变，美国自二战后领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金融时报》发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的评论，认为西方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多数观察人士将此视为应急措施，但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公有制需要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卫报》发表评论认为，八国集团（G8）应尽快吸纳中国成为成员国，因为中国的力量非常重要，她能协助世界经济恢复稳定。不过，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鼓动中国动用万亿储备参与全球救市，看来，加入G8的“门票”够昂贵的了。

　　不管有晴无晴，世界版图的气象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出进一步农村改革的政策信号。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新时期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文，给予积极评价。文章说，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确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虽然细节有待公布，但土地自由流转的政策势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表面上看，其意义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实际上也是一场政治改革。因为，虽然土地的自由流转还谈不上划归私有，但却能增强农民面对强势利益集团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在该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土地流转制度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需要有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他们就必须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权益。

　　香港“中评社”发表张迎春的《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定改革新基点》，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土地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为未来的农村改革确立方向。过去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可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村的持续发展问题。解决之道是要在稳定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农民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也才能把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英国媒体也注意到中国的农村改革。路透社在评论中认为，规模经营让中国农民走上致富路。改革可以使更多资金流向农村，诞生可吸收劳动力的企业。BBC则提出了另一个人们担心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新地主吗？文章说，纷纷报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西方媒体，不少分析认为，中共新土改很可能最终使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销声匿迹多年的“地主”阶层。但有识之士对此论调不以为然，即使今后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买卖，也会是循序渐进，很难想象会发生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