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所长余永定：中国经济仍然需软着陆

　　中国经济仍需软着陆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先生

　　特约记者 张 彦

　　2008年走到今天，宏观经济的困境似乎并没有比2007年有多少好转，大局势下许多企业和个人不知何去何从。

鉴于此，本刊访问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先生，请他就广受关注的宏观经济诸问题为读者作一解析。

　　经济形势总体良好

　　《南风窗》：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存在什么问题，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余永定：首先，我想强调，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盲目乐观固然不对，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也是错误的。其次，2007年7月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恶化。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的更本原因。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再次，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中国的出口顺差在减少（顺差数量减少的同时，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则在明显上升，这是可喜的现象），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些变化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这些变化难道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结构调整目标吗？

　　4年前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在2010年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然而，在过去4年中，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2008年以来，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刚刚开始有所改变，我们就害怕起来，就要改变政策，这不是“叶公好龙”吗？房地产投资增长刚刚得到抑制、房地产价格刚刚开始下降，就要求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甚至就要求拯救房市，那么还要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做什么？难道我们非要把大陆经济变成以房地产为中心的香港式的（“小”城市）经济不成？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是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但宏观调控的方向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配合。在短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为代价。我们必须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想忍受短期的阵痛，未来就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在经过自2003年以来的长达5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之后，2007年7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由年初的2%左右突然明显上升，在2008年2月一度达到8.7%。8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4.9％，但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达到10.1%。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似乎在继续下降，1~8月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同期增长15.7%，增速低于1~7月的16.1%。简单来说，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同前5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相比，目前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且未来经济走势难于确定。

　　这种形势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看。首先，潮涨潮落是经济增长的规律。尽管经济学家还未能提出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的完善理论，周期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大致已经经历了两个周期。其次，自2007年8月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造成冲击。第三，经济增长回落是近年来中国所实行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为了推动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这一紧缩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经济增长回落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有着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旦经济严重下滑，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这种下滑。

　　事实上，在净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出现良好增长势头，农村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增长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下降的同时，中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势头良好。在一些加工贸易企业陷入困境的同时，许多企业在产业升级方面取得进展。换言之，在短期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得到改善。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我们确实需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下滑。但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或即将陷入滞胀，因而必须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向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这是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功调控宏观经济的结果。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方针，同时可以考虑更加积极、妥善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减轻结构调整的阵痛。

　　货币金融政策出路

　　《南风窗》：要解决主要矛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汇率体制应该继续怎样改？汇率政策、结售汇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什么出路？

　　余永定：当前中国依然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能保持在9%左右就不必过于担心。汇率政策在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占据着突出位置。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但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存在许多漏洞，在一段时间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可以说，缓慢升值加资本管制诸多漏洞是造成中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在汇率政策上的举棋不定，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按下葫芦浮起瓢，叠床架屋成为最近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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