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土”的孙子章贵
《故乡》绘画作品
关 捷
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家喻户晓，小说中的少年闰土深入人心，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闰土”和鲁迅及其家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闰土”的孙子叫章贵，原来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是一个由农民、文盲，通过刻苦努力，成为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人。
章贵今年75岁，健壮，魁梧。方方正正的脸膛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笑起来十分亲切。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农民的外形，知识分子的气质。
他极热心地领我去逛“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并指着鲁迅故居对面说：“瞧，河那边就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豆腐房，可惜被扒掉了。
”
熟悉鲁迅小说《故乡》的人，对那个“紫色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的少年闰土，一定有深刻印象。但是谈“闰土”和鲁迅家的关系，还要从“闰土”的父亲母亲谈起。
生活中的“闰土”本名运水。他的父亲叫章福庆（1850-1903），是距绍兴30公里的杜浦村的农民，除了种田外，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竹匠。每逢农闲时，他都要外出进城做工。有一年，他经人推荐来到周家做工。周家看他手艺好，并且为人忠厚老实，就把他留了下来。这样，他就和周家的人渐渐熟悉起来。从周作人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章福庆除了春节前后到周家帮忙外，平时周家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叫他来。他呢，从乡下来时，总是带点自产的土货相送，如春天的鲜罗汉豆，夏天的西瓜、南瓜，冬天的干青豆等等。章福庆是周家最得力的帮手，他在周家做工，很喜欢少年的鲁迅。他常常用竹子制成各种玲珑精致的玩具，有竹鸭蛋、小水桶、双虎斗等送给鲁迅，有时他还教鲁迅在雪地上捕捉鸟雀的办法。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里曾写道：“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个女工，身材生的高大，这就是真阿长……”
这位“真阿长”就是章福庆的妻子，她叫阮太君，也即章贵的曾祖母。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了，这时阮太君也生下了小女儿。因鲁迅母亲身体不好，所以章福庆把妻子带来给鲁迅做乳娘。她个子高大，很忠厚，懂礼节，待人客气，周家的小孩称他“章妈”，鲁迅母亲则叫她“庆大娘”。她后来虽然不给鲁迅喂奶了，但还是常常到周家作客，每次见到鲁迅的母亲，第一句话总是说：“哈哈，老太太，我又来啦！”鲁迅母亲的回答也常常是那句话：“你老是这样开心！”然后，老姐妹俩就唠起家常来，无拘无束，其乐融融，全无主仆之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鲁迅离开绍兴迁往北京为止。阮太君生有两女一子，儿子便是鲁迅的好朋友章运水。
1893年的新年，鲁迅曾祖母去世。新年办丧事，鲁迅家里显得更是忙乱。章福庆征得鲁迅父母的同意后，把他的儿子章运水叫来帮忙，这就是章运水第一次进周家。运水比鲁迅大两岁，尽管那时封建等级森严，但鲁迅仍与运水兄弟相称，“运水哥”，少年鲁迅常常这样叫，运水也就甜甜地答应，早忘了父亲“要叫少爷”的叮嘱。运水初次进城看到什么都新鲜，鲁迅兄弟们就陪同他逛风景，周作人日记中，就有他们兄弟陪运水登绍兴应天塔的记载。生长在农村的运水则是满肚子的乡下故事，他常常绘声绘色地讲给鲁迅兄弟们听，诸如夏天的夜里，他和父亲怎样到沙地里去看西瓜，看到獾猪来吃西瓜时怎样去刺；曹娥江边的跳跳鱼怎样在水中会游，在岩上会跳，曹娥江潮水来时的惊险场面等等，鲁迅往往听得十分入迷，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故乡》一文中写道：“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这些事，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鲁迅18岁那年离故乡去南京读书到日本留学，后来又一直在外边工作，但仍和运水保持着友谊，运水也还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凭着忠厚老实与一手好手艺，经常到鲁迅家去帮忙。
1919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搬家，周建人特地把鲁迅到家的日期写信告诉章运水，运水便带着大儿子启生（即章贵之父）上城，一方面帮助整理家务，一方面会会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鲁迅。这次鲁迅虽然住了二十天，而且还有许多杂事要处理，但他还是和这位少年时代的农民做了细语长谈，并在交谈中了解了运水的困境。当时，章运水已有五个孩子，在黑暗的旧中国，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他已失去了少年时“戴着明晃晃银项圈，手持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的勃勃生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露着“凄凉的神情”。12月24日，鲁迅和母亲就要启程了，章运水又特地来到城里为他们送行。从这以后，两家就失去了联系。鲁迅于1921年创作了著名小说《故乡》，以章运水和他儿子章启生为模特，塑造了“闰土”和“水生”这两个典型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章两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已是1956年的事啦。那年，周海婴和母亲许广平到上海参加鲁迅坟墓迁葬仪式。之后，他们回到绍兴，周海婴在鲁迅纪念馆见到了当时已是馆员的章贵，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周、章两家的世代友谊又绵延起来。
章贵说：“说来也巧，我的祖父运水和鲁迅先生一样，也是1936年去世的，这或许是他们的一种缘分？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章启生即小说中的水生，是老大。我呢，是1933年出生的，3岁那年，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而病故；接着又遭水灾，租种的几亩地里长的玉米全被大水冲掉。天灾人祸很快使我们家破人亡；母亲去上海给人家当保姆，哥哥当了童工，妹妹连病带饿死去了，我被送到邻村当小长工。后来，解放了，我一家和所有穷人出了苦海。可我已错过了上学的机会。我那时是个地道的文盲。可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我参加了冬校学习，卖掉了哥哥临去上海当童工时送给我的纪念品——一条棉纱腰带，用这个钱去买书。我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去速成班读书。为了使学习的内容能记住，我采取了小和尚念经的朗读法：早上读，晚上读，上课读，下课读，工间休息时读，饭后休息放声读……不到几天，我的喉咙嘶哑了，发不出一丝声音，真像个哑巴，不过，我还是坚持读书，喉头虽痛，心里却甜得很。1954年2月，政府抽调我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在领导的关怀下，我进了职工夜校，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学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我像重见光明的盲人一样，开始疯狂地读书，我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一篇也不落地读，力争篇篇达到精读的程度，力求能胜任组织交给我的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我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已有几十万字，并被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吸收为理事。1982年，我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1993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被馆里聘回来工作。”
“我现在生活很好，有一儿一女，儿子叫章洲，在绍兴弹力丝厂当经济师，女儿从事幼教工作，孙子也19岁了。我和老伴住的是三室一厅，很舒服，比起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我的老家杜浦村现在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叔叔们在乡下，他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成了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我常去看他们。和周家，我们的关系也像鲁迅闰土时代一样亲密。我和周海婴经常有书信往来，他带儿子常回绍兴，一回来，我们就像团聚了的家人一样，融洽得很。我要去北京，就一定到周海婴家，我们这真叫世交呀，从我曾祖父算起到现在，已有四代了。我还要我的儿孙和周海婴的后代继续交往下去。为什么呢？这叫一往情深，源远流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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