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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6日，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人员——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学习深造，揭开了新时期中国内地留学大潮的序幕。
促成他们此行的是半年前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
1978年6月23日，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一万个人。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是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学子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起点。”见证了那段历史的何晋秋至今仍然深有感触。20年前,时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教育参赞、以后又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何晋秋，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留学大潮。
在9月举行的“亲历开放30年·中国外交官论坛”上，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1世纪发展研究院教授的何晋秋，回顾并叙说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留学浪潮。
改革开放：迎来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 1978年中国刚刚拨乱反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当时，许多干部和群众对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留学讲话并不理解，更难理解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很难想像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将对中国迈向伟大新时代起怎样的推动作用。”何晋秋回忆说。
1978年以前，中国历经了3次留学浪潮。第一次留学浪潮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当时，中国派赴欧美的留学生极少，派到日本的留学生相对较多。第二次留学浪潮是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这期间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约有两三万人，赴欧洲的留学生为3万人，到日本的留学生为10万人。第一次和第二次留学浪潮的中国留学生加起来约有20万人，留学生的总数仍然很少。第三次留学浪潮是在解放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当时派赴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少，中国留学生主要被派往苏联。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第四次留学浪潮的序幕。自此，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我国的出国留学机制已经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89.2万人，其中65.7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
“已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不同岗位用所学知识、技能发挥聪明才智，涌现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为建设祖国贡献了力量。”何晋秋说。
来去自由：从“人的回归”到“才的回归” 1986年12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根据按需派遣、保证质量的原则派遣出国留学人员。1989年，国家教委正式成立留学生司，特意将何晋秋从国外调回国，担任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司长。
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那时，在公派留学人员的管理上，主要依靠的是思想教育和行政手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根据南巡讲话精神，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方针立即受到海内外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把这十二字方针正式作为中央的出国留学方针。
在那个年代，出国留学能够做到来去自由，是很不容易的。而十二字方针的出台，在很多根本难以实现的问题上都说透了。“经调查研究，我们要向中央写报告阐明留学生来去受制约从而影响归国等问题。我参加了国务院中南海座谈会几十次，解释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来去自由的政策。最终，政策制定后，效果非常明显，一两年就把留学生和国家的关系扭转了。”何晋秋说，“因此，很多留学生都反映，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留学政策变得更加成熟，管理更加规范了。”
何晋秋说，国家实行来去自由工作方针，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转变。实施来去自由方针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后，只要他们持有我国有效护照和外国再入境签证，无须再履行审批手续，即随时可再出境。对从国外归国的留学人员，只要他还有出国学习的愿望和机会，签证等一切手续齐全，都可以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来去自由方针所体现的另一个思想转变是：以前对留学人员一味强调“回归”，即“人的回归”，现在则强调“才的回归”，留学人员可“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何晋秋说：“这正是来去自由政策的精髓。十二字留学工作方针，对改变留学生与国家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费留学：从“少人问津”到“轰轰烈烈” 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有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3条渠道．到1991年,国家教委取消了单位公派，改为按经费来源分为“公费出国留学”和“自费出国留学”两类。相对于公派留学，自费留学则经历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少人问津到今天的轰轰烈烈。
改革开放初期，“自费留学”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久违而陌生的词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以自费出国留学名义出国的中国人几乎为零。1978年，公安部决定正式受理自费留学申请，当时全国申请留学的人寥寥无几。即使在今天的留学大潮中掀起“留学狂潮”的上海，在1978年时也只有8人申请自费留学。从1979年起,自费留学人数每年超过千人。从1980年到1985年，有近万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彻底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
据统计，从1986到1990年的5年间，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已达13万人，其中仅1990年一年即有5.6万人自费留学，创历史新高。到1991年，在外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猛增至17万人。出国留学大军从此浩浩荡荡，如瀑从天降，蔚为壮观。
1998年，国家允许成立自费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留学人数再度翻番。早期，对自费留学的规定限制非常多，1998年以后有所放宽。2003年，国家又出台了简化留学手续的规定，出国留学人员每年开始成倍增加。到2008年，中央领导对国外留学人员的有关情况做了大量批示，不断推动出国留学工作向正常方向发展。据教育部统计，2007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其中国家公派8853人，单位公派6957人，自费留学12.9万人，占当年度出国留学总人数的近90％。与1978年的860人相比,3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翻了167.44倍。
如今，出国留学再也不仅仅是由政府教育部门按国家需要挑选一部分人派遣出国，而是成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一种扩展、提升及自主实现。因此，留学人员学成之后，是立即回国还是暂时滞留当地，继续其研究工作或其他安排都与其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何晋秋表示，通过大量人员出国留学，有利于推动国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从而转变观念，较快接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力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全面推进和发展。何晋秋说：“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提高，是出国留学给我们带来的最主要收获。”
何晋秋，1935年10月1日生于重庆。195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工系。1983年至1988年，任成都科技大学化学系、环境工程系教授、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其中1983年至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土木、环境工程系作访问教授。1988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馆教育参赞。1989年至1994年任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外事司司长，其中1991年至1994年兼任神州学人杂志社社长。1994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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