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骆锦星
身份：深圳市房管局原副局长
建干部宿舍资金不够
1979年2月23日，深圳由县改市，号召干部支援深圳建设，我就报了名，被分配当房管局副局长。
当时很多干部到深圳支援建设，市政府需要建300套的干部宿舍，面积有2万平方米。当时，我预算了一下，起码要200万元，而财政只给了50万元。我去找书记吴南生，带他参观老百姓住的房子，去看那个臭水沟旁老百姓住的用篷布搭建的棚区，那里二三十平方米住五六个人。
吴南生才看了几间，就说，哎呀，不看了不看了。我说，你那个计委才给我50万元，让我怎么建200万元的房子啊？他就说怎么办呢，市里也没有钱啊，财政收入一年才3800万元。
我就和他说，我在香港的朋友说我捧着金饭碗要饭啊！香港能把土地变成金，你们这么多的土地，一毛不值，你们能不能把土地变成铜呢。这怎么变啊？我们又不能像香港一样卖地。当时根本不敢讲卖地，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是任仲夷，他提倡要走政策的边缘，提补偿贸易，香港老板来盖房子，然后收他加工费。我讲我们就用土地和香港合作建房，然后卖给香港人。当时卖给内地肯定不行了，一是内地的人没有钱，二是也没有法律依据，只能分配房子，根本没有商品房的意识。
然后吴南生书记就说，好吧，那你去放放风吧。
与港商合作建商品房
我就到了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当时正好刘天就在那里。刘天就是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港商，他自己有一个妙丽集团，在深圳他还有一个皮包厂。
刘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就说，好啊，我来做啊。我明天就派两个人去和你谈。当时谈的就是分成的问题。他说三七开，我说不行，你是大老板喽。于是他就说二八开。我当时都想答应了，后来又坚持说，我们很穷啊，八五一五吧，你就支援深圳吧。他说好啊，就签了。
1980年1月1日我和他签了约。我们的合作方法，就是我们出土地，他出钱并负责卖楼，材料费就先预付给我们了。我们签约后，他就搞图纸设计，2月份过了春节就开始卖楼了。当时我们也知道预售这种方式，我们也想最快地把钱收回来。
房子一小时就卖光了，一套房子15万元港币左右。
卖完房子地才批下来
当时我们还有个政策，买房子就可以给深圳的户口，两室一厅给两个户口，三室给三个。我们还答应，可以优先安排工作。
当时只要满足海外华侨或有香港户口条件，就可以买房。我们当时考虑是调来户口，调来人才，扩大影响。所以当时香港也很震动，哇，看来内地现在真的开放了，不仅我们可以买楼，买了楼还可以安排工作。
当时就是打着这个旗号，来建罗湖丽苑小区的。要是政府来干的话，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得成立个企业来做这件事，以房地产公司名义和他们合作，不能用房管局来做。
1月1日签的合同，1月8日成立的房地产公司，然后就申请批地，4月就批了这块地。因此，房子都卖完了地才批下来。
冒风险杀出的血路
1981年4月，第一期108户就竣工了。把这个项目建成后，我们就搞了500多万元，而这仅仅是一期。当时干部宿舍建设任务的资金就解决了。当时这笔资金由房管局来掌握，用于路南路北房子的建设。建完2万平方米，这个钱还没花完，又给居民建了很多房子，居民搬进去的时候，敲锣打鼓，高兴得要死。
这个项目建成后，引来很多人来谈项目，要一起建房。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风险很大的。1980年1月2日上班，我们一位副局长就说，好啊，小骆你真行啊，这种“违法”的事，你都敢干。当时把房卖给香港人，居民也有反对的——我们自己还没有房子住呢，你还把房子给香港资本家住，你们这是给资本家盖安乐窝啊。
当时是形势所逼，没有办法，缺钱，就得杀出一条血路。
本报记者刘薇摄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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