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凡恺
中国的文坛假使几天不弄出点儿响动,就好像特对不住自己。无论在正式出版的报刊上,还是快速阅读的网络,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如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惯性或曰劣习,已成一道风景。
这不,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刚刚颁给法国人勒·克莱齐奥,真的就有很多人坐不住了。
我所说的坐不住,并非像以往那样,只是发发牢骚,骂骂外国佬儿,而是正儿八经地又是发表宣言,又是起草拯救中国文学的具体方案,还信誓旦旦地要在二十年内,像许海峰似的,实现中国作家“诺奖”零的突破,使中国文学摆脱类似中国足球的尴尬地位。更有海内外文学老人和新锐作家,以千般不服万般愤懑的心情,建议与有关方面合作,索性设立一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评自己也评外国人,舒舒服服,你好我好他也好,省得年年当受气包儿了。
可是,咋又说到了“可是”?中国目前能否会有诺贝尔这样的人物,肯拿出其毕生的积蓄,以博大的胸怀,奖掖各个领域的贤人?另外,我们的这一想法,是否有些小肚鸡肠?不能不说,冲击“诺奖”的愿望以及中国作家一向的自信,是很让人佩服的。但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所谓的宣言也好,方案也罢,与拿下诺奖,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文学创作是一种极特殊的行当,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不了解这个民族深层的经历、灾难以及命运,信口雌黄,是很可悲的。
在这一点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倒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中国当代作家在思想上没有宽阔的视野,也不像中国古代作家那样重视语言的“推敲”。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过着精英似的生活,却与百姓的生活完全脱节。我以为,顾彬真正触到了中国作家的疼处。顾彬还说,德国作家一天最多只写一页,一年也只能写够一百页。如果托马斯曼要写一部五六百页的小说,至少要写3年,而有的中国作家,40天就可出笼一部长篇。以此推之,中国作家与诺奖无缘,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