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0年前，一场始于沈阳农村的变革，拉开了沈阳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当年这场农村改革的“酵母”。
当年，新民市大柳屯镇谢家窝堡村实现联产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吹响了沈阳农村思想解放、生产方式变革的号角。
从农村到城市，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沈阳市30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从今天开始，本报将与读者们一道，重温沈城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再次领略这座城市的一次次青春勃发。从这些改革的“路标”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城变身多元化、活力四射大都市的壮美轨迹。
“俗话说"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体验了30年的农村改革，新民市大柳屯镇谢家窝堡村78岁的袁殿章摸清了这个道理。
“单论玉米吧，30年前，咱们村亩产只有150公斤，仍是这片土地，今年已能够打出1050公斤。”10月21日，袁殿章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这片土地奇迹的开始——1979年的秋天，“那一年我们刚刚实现了分田到户，而现在咱们村的年轻人，正想着跨出国门去"包产到户"。”
养息牧河从谢家窝堡村附近流过。这个村百年前便是沈阳俸米菜蔬重点供应地，但由于开采过度，村里土地已成为贫瘠的轻碱地。30多年前，村民们更承受着“大帮哄”的生产体制：“公社养鱼池”、“机修场”、“农田水利”等虚置的项目养闲了村里大量劳动力，一个公社里的劳动力，真正到田里干活的不到一半。平均亩产不到150公斤的土地上，养不饱这些种地的农民们。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家庭承包。几个月后，时任大柳屯镇党委书记的冯贵清在上级安排下前往安徽考察。随后，谢家窝堡村进行试点，成为沈阳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一村。
1979年秋天，冯贵清先按照“以大化小”的原则，将谢家窝堡村的6个生产队分成几十个生产小组。“人合心，马合套”，冯贵清按照“一个生产小组一台胶轮马车”的原则，有多少大车就分出多少个生产小组。
1980年春寒料峭之际，谢家窝堡村的农民们开始分种苗。新的生产小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队长、会计等干部仍在，社员出工不出力的旧病复发。冯贵清当即决定，将几十个生产小组拆开，彻底分田到户，就从袁殿章所在的三大队开始。农民们虽说不满意现状，但对分田到户却也心存疑虑，那一段日子，袁殿章每天揣着一口袋分好的阄，逐门逐户地到三大队100多个劳动力的家里做工作，把事先分好的阄给农民们发放下去，终于分完了大队里所有的土地。
“我活了一把年纪了，那年还是头一次开始卖出余粮。”谢家窝堡村的包产到户，成为沈阳农村联产承包到户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序幕。1980年秋天，袁殿章和村民们每亩地就多收了百十斤粮食，秋粮“先交集体，后留自己的”，袁殿章清楚地记得，那年丰收的时候，有人把吃不完的粮食藏在仓库里，一是饿怕了，二是怕政策变，田要收回去。第二年村子里的粮食又是大丰收，政策没有变，一些人才把头一年储存的陈粮拿出去卖。
随后的改革势如破竹，谢家窝堡村的村民们分地、分马匹、分胶轮大车、分机器。农民们分到的“第一桶金”虽不算多，却能够实实在在地投入到自己家的土地上。“以前村民们出工像老牛拖破车，慢吞吞，现在天不亮就有人上山锄草，种稻田的半夜还有人在放田水。”土地政策是所有农民的“宽心丸”：从最初的一年一次调整，到五年一次调整，一直到1998年的土地政策“30年不变”，谢家窝堡村敢于投入了，敢买化肥、优质种子了；从最初的满足温饱，到农民们的致富，谢家窝堡村乃至整个大柳屯镇，随着土地改革政策在改变。
大柳屯镇菜子生产已有百余年历史，所生产的菜子品类多，质量好。在土改政策的带动下，这里再次闻名全国的蔬菜种子繁育基地，蔬菜种子基地达到7万亩，占全镇总耕地面积的45%，年产蔬菜种子1050万公斤，每年全国22个省市的客商都到这里收购种子。
“既然是沈阳"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咱们村就有"吃螃蟹"的习惯！”今年，大柳屯镇杨俊英等8位农民，第三度远赴俄罗斯赤塔的一家农场，去承包异国的上百亩耕地，种植大棚蔬菜。没有当年沈阳第一次大包干，也没有今日的“跨国大包干”。现在，沈阳每年都有数百农民跨海越洋，到俄罗斯、东欧等地承包土地，他们将国内“大包干”时磨炼、摔打出的智慧和胆略，淋漓尽致地挥洒在异国的土地上。“"跨国大包干"是一个更新的起点，带给咱沈阳农民更多的富裕、幸福。”说到此处袁殿章眼光发亮，他希望再活上个30年，见证更新的历史。
本报主任记者傅淞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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