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对内对外政策中继续保持着稳中求进的取向,对美、对日关系都实现了相对稳定并有所发展,周边局势虽有多种不确定因素但总体无大碍。在此条件下,中国即将迎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大体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亚欧首脑会议对于中国的意义:
首先,在我国外交布局中,多边国际会议及多边合作是重要舞台。今年是亚欧会议诞生后的第12年,并由中国担任主办国,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之一。
届时,亚欧会议45个成员的领导人或者其代表将云集北京。这显然为开展首脑外交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中国元首与各国领导人得以举行一系列的会晤。根据过去我国参与亚欧会议的经验,有时一次成功的会晤不亚于一次正式的访问。此次亚欧会议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性金融动荡的特定形势下召开,会议的议程将增加应对金融危机的内容。这也表明,亚欧会议是一个值得继续利用、能够发挥作用的多边舞台。
其次,在亚欧会议这一多边机制下可以做更多双边的文章。不妨从中日关系看,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两国发表了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有没有可能在多边机制中进一步发展合作,增进互信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比如亚欧会议是否应设立秘书处的问题,已经议论了数年,日本提出过设立“虚拟秘书处”的设想,但至今仍悬而未决。从适当加强亚欧会议机制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个人浅见以为应推动秘书处的设立并可争取将其设在亚洲。在此前提下,我们不妨支持亚欧会议在日本设立秘书处,这不仅无损于中国的利益,也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增进中日互信。类似于这样在多边机制下做双边文章,以多边促双边,是一条可以多加考虑的思路。
第三,通过不同文明和信仰间对话,化解价值观矛盾。不同文明间和不同信仰间开展平等对话,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大趋势。亚欧会议有关成员争相提出主办不同信仰间对话会,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有些国家大谈价值观,倡导价值观外交,使得价值观问题日益凸显。估计这一问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伴随中国外交,因而人们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而在这一方面,亚欧会议就是一个好的平台。借助这一平台,中国可以把自己在价值观方面的声音和看法传播出去,通过持续不断的有效传播,使他人和对方逐渐了解、认同甚至接受我们的观点、看法,并相互接近,从而化解价值观矛盾,这将有利于建设和谐的国家间关系。
第四,可以适当增加投入,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根据量力而行的原则,在国力许可的条件下,我国不妨适当增加对亚欧会议的投入,促进其发展。比如在亚欧会议框架下一度提出而又无疾而终的“环境技术研究中心”,如果提议设到上海来,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上海正在努力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十分欢迎国际组织或其地区总部落户上海。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30年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有可能,也应该随着国力的增长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亚欧会议,似也可以作如是观。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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