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兴办的吴江菀坪缝纫机厂,得益于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相助。
今天，“招才引智”已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科技人才凭着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从需求方获取报酬，也早已是见怪不怪。但是将近30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很多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偷偷摸摸向乡镇企业提供服务并收获报酬的，这些人往往是星期六下午到乡镇企业，星期日干活，周一又回原单位上班，史称“星期日工程师”。
尽管有些尴尬，但毕竟开风气之先，很快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星期日工程师”何以兴起 有事做,有钱挣,有面子 从上海驱车沿着申苏浙晥高速到紧邻上海青浦区的江苏吴江市，如今不过半个钟头而已。30年前，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到吴江去，要么在周六下午搭上慢吞吞的长途车，要么到十六铺客运码头，坐一夜的船，经水路到达吴江的乡镇，那里，有着极度渴望他们星期天能出现并提供帮助的简陋小厂。
是的，这些来自大上海的工程师也只有在星期天能出现在包括吴江在内的苏南乡镇上。那个年头，尽管路上要吃些辛苦，但工程师们的情绪不错。有一种说法是，上海的工程师们下乡一有事做，二有钱挣，三有面子，这比窝在国营单位里拿死工资强多了。
“我是八级技师，月工资五六十块钱，养家绝对是够了，要是再肯跑一趟乡下，一次赚个一百多块是很正常的”，今年60岁的上海人虞金明没赚过这个“一百多”，但他清楚记得当时的“行情”。
如今已是私营企业老总的潘国明，1982年时担任刚创办的吴江菀坪缝纫机零件厂厂长。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从上海缝纫机零件六厂下乡来帮忙的每一个工程师：“黄明昶、王友生、陈邦良、方健，当时都是30多岁的人呐，有技术，精力也好，一到星期天他们就从上海过来了。”
“他们带技术资料过来，帮我们把关零件生产的工艺流程和工艺标准，每个师傅都有专长，有搞热处理的，精加工的，测量的，都是一把好手”，潘国明至今提起这些人来仍是津津乐道。
当时的中国，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
“星期日工程师”为啥尴尬 旧体制禁锢，挣外快“烫手” 两万余名工程师，集中在星期天浩浩荡荡出城下乡，是一种何等壮观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流动的景象。而其背景，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才流动的禁锢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严格限定。
在潘国明的印象中，他没有给这些“星期天工程师”现金报酬，“吴江是水乡，他们都很喜欢吴江的水产品和农产品，所以走时我们主要就送这些东西给他们，他们也不太计较，每次都开开心心的”。
如果知识和技术也是一种“物品”，不拿钱只拿土特产的“星期日工程师”，算是“以物易物”，在那个忌讳“挣外快”的年代，这看上去风险要小一些。事实上，正如虞金明所言的“行情”，“星期天工程师”直接获取现金报酬极为普遍，而远超过这些人基本工资收入的兼职得来的钱，的确是有点烫手的。
1980年，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3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
1982年春天，武汉181工厂的工程师、全国劳模韩庆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可他没有因此在单位获得厚待，反而在用这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
“两韩”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其时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现状，一方面是新生事物新鲜观念生机萌动，“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是既有体制和传统思维的禁锢，超出常规的做法是要受到惩罚的。
时过境迁，潘国明会否感慨，如果韩琨当时是来吴江当顾问，从他手上拿了3300元钱，韩琨定罪为“受贿”，他潘国明算不算“行贿”？
“星期日工程师”命运之变 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 偷偷摸摸干兼职的“星期日工程师”们，低调了多年。终于，1988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禁锢被彻底打破。一切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了。
解放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原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曾担任太仓工业用呢厂技术顾问，1988年一个周六傍晚，他去赶长途车，发现被单位保卫科的人跟踪。于是向朋友打电话求助，朋友便教他：“你从中门上车，等车一启动，就从前门下车，把"尾巴"甩了，坐下一班车去太仓。”
这位朋友名叫白海临，如今是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简称“星工联”)秘书长。星工联成立于1988年5月，为上海科技人员和急需技术服务的中小乡镇企业牵线搭桥。“星期日工程师”就此从幕后走向台前。
而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潘国明和他请来的“星期天工程师”们一直相处甚欢，相安无事。“最多时，100多位"星期天工程师"在我们厂里呐”，潘国明说，这些上海的工程师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干到90年代初，年近花甲后在上海办了退休，“就常年在我们厂里干了，又干个十年，二次退休，他们也都70多岁的人了，都回上海养老了”。而潘国明的缝纫机零件厂也早已从乡镇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潘厂长成了潘董事长，但是对这些过去帮助过他企业的上海师傅们，潘国明一直铭记在心。
扬子晚报记者 冯海青 新闻晚报记者 李宁源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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