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译坛巨匠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隆重举行了多项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推出了几种相关的纪念书籍。在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著的《洁白的丰碑：傅雷百年诞辰纪念》一书中，收入了傅雷参与演出的话剧《言出如山》的说明书（戏单）和全体演员的剧照。这可是一份前所未见而富有特殊价值的史料。
傅雷于1921至1924年（12至15岁）在上海教会学校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前身）就读。
因以激烈言辞反对迷信和反对宗教，初中未完成学业而被开除。尽管徐汇公学开除了傅雷，但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就读该校时曾参与过话剧《言出如山》的演出活动，以及这所教会学校对中国话剧运动发展所起的作用。
话剧《言出如山》的剧本作者不详。从现存戏单上介绍的情节来看，这是一出新编历史剧。它说的是：清朝同治年间，一支捻军进入华北某地后，劫持了一所学校的6名学生，其中一名叫洪儒迩者，系当地缙绅洪氏之子。智仁勇三者俱备的洪儒迩，以其持正不屈的气概和至诚可信的诺言，终于感动捻军首领，决定将其释放回家。其间，虽有阖家设计营救，但在家族营救过程中，洪儒迩对捻军始终诚心守信不违前诺。这可能就是该剧取名《言出如山》的原因吧。作为新编历史剧，作者的历史观依然是正统的和封建主义的。最明显的表现在该剧将农民起义军捻军以及其首领、士兵等，分别称之为“捻匪”、“匪首”、“匪众”，最后又终于使其被缙绅的家兵所击败。不过该剧通过情节所要宣扬的诚心守信的道德观念，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在众多角色中，傅雷以本名傅怒安出演“匪首”下面两“头目”之一王大狠这一人物。让傅雷出演反面形象，大概与他的脾气暴躁，以及他在当时以顽皮出名有关吧。
傅雷参与《言出如山》的演出，系徐汇公学学生众多话剧演出活动之一。在清末民初，徐汇公学与另一所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学生所开展的话剧演出活动，被称为“学生演剧”（话剧则时称“文明戏”和“新剧”）。最初的这类演出，剧目、题材都采自外国，剧中人物的对白，也都用外语，观众未必都能听懂，也未必都能明白剧情与含义，但正如中国话剧史研究者黄飚在其所著《海上新剧潮：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演出的意义还是很明显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所谓娼、优、卒、隶，都被认为是下流之辈，是贱民，而学校中堂而皇之地提倡学生演剧，使在校就读的良家子弟公然登台，“在那个未开化的社会中，算得上是惊人的创举”。因为，“虽然当时也偶然有富家子弟在戏院中客串角色，然而人们多半也以为这是不务正业、堕落浪荡的纨绔子弟之所为，与吃喝嫖赌的行径差不多”；就连通晓外文、到过多个国家的王韬，也在其所著《漫游随录》中这样说过：“习优是中国浪子事，乃西国以学童为之，群加赞赏，莫有议其非者，是真不可解矣。”所以黄飚说：“一向以训育严格著称的上海教会学校当局郑重其事地开展学生演剧，当然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多少能使观剧者或风闻者知晓：演剧非但不是一种荒唐下流的事，并且在教育上存在着若干的价值。这无疑有利开通风气。”就这样，渐渐地，上海其他各类学校也步教会学校之后尘，“在圣诞、孔诞、校庆、赈灾募捐等各类聚会的场合，流行起以演剧助兴来”。于是学生演剧蔚成风气。当时除演出现成剧目外，“也开始编演中国的时事或历史故事，并逐步用自己的语言如上海方言取代了外语”。傅雷参与演出的《言出如山》，就属于后一种剧目。
1906年冬，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日本新派戏的启发下，怀着改革中国戏剧的强烈愿望，在东京发起成立春柳社，并于次年上演了法国小仲马的著名话剧《茶花女》；受此影响，王钟声、任天知等于190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首家话剧学校通鉴学校和首个专业话剧社团春阳剧社，上演了《黑奴吁天录》等众多剧目。自此之后，上海的“学生演剧”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往后的20年，则是中国话剧逐渐定型的时期。按照上述黄著中的说法，作为“中西戏剧宁馨儿”的“上海学生演剧”，“促成了中国话剧的初步定型”。及至1928年由田汉等在上海成立南国剧社，并以“话剧”二字正式称谓以往所说的“文明戏”和“新剧”这一剧种。这标志着中国话剧形式的成型。
这里所以要回顾中国话剧创始期的一段历史，乃是因为傅雷之参与话剧《言出如山》一剧的演出，正处于这一历史的进程当中。傅雷的这一行动，不只显示了他少年时期已崭露头角的多才多艺，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也已表现出了他在思维和行为上善于吸收新事物的敏锐性和开放性。可以说，在中国话剧初步定型的过程中，傅雷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题图摄影：马晓旭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