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俊：改革开放30年是新闻教育发展最快30年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研讨会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吴廷俊教授说：“经过研究，我国新闻教育30年刚好是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我的评价是在拨乱反正后重新启动，初度发展。第二个10年是经受曲折后继续探索，叫适度发展。第三个10年，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超度发展。”

　　回顾30年新闻教育历程

　　第一个10年是从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始按新的方式招收学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恢复招生，同年，南开大学新闻系恢复招生。之后，郑州大学、江西大学、杭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都在中文系内恢复了新闻专业。另外就是一批新的新闻教育出现。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6年以后，基本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规模，有所发展。

　　在本科教育恢复的情况下，新闻专业的研究省教育也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后首批招研究生的是社科院新闻所。他们当年就招了80名研究生。另外，当年人民大学招了8名，后来招了4名，全国是97名研究生。以后其他学校也开始招聘研究生。

　　第一个10年里面，我特别要提到的是1983年。1983年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新闻教育座谈会，会议以后，对新闻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

　　从此以后，从东北、西北到中原大地，新闻教育很快发展起来了。因为发展起来以后，师资不够，所以中宣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两届师资培训班，在座的许多老师都是这个班上的学生。到了1983年底的时候，全国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到21个。到了1989年底，全国新闻教育专业点是51个。这是第一个10年。

　　第二个10年是经受了挫折以后的发展

　　因为198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大家可能还历历在目，新闻专业、新闻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1990年进行招生，只有几个学校可以招生，虽然1990年全国新闻专业减少到39个，1990年全国招生了723个人，平均每个专业招了18.28个人。而当年的毕业生是1110人，研究生是93人，因此，当年全国的在校人数只有3507人，研究生157人。

　　经过3年整肃，1993年开始回升，进入正常发展的道路。到1994年，全国的新闻学专业点增加了6个，1996年增加了88个，1999年增加到124个。研究生的教育也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到1998年，全国的新闻学硕士点26个，博士点4个，硕士点9个，博士授予点2个。

　　第三个十年是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超度发展

　　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新闻教育专业，五年增加了335个，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全国专业点达到661个，两年内新增加了202个。平均每年增加101个，在校人数超过了15万。最新消息，今年缩小。现在是877个。也就是最近两年又增加了216个，平均每年108个。研究生教育更是超度发展。

　　新闻教育30年的6个变化

　　我们研究这30年的历程，因为这30年正好是新闻教育90周年，所以我们分析认为，改革开放30年是我们新闻教育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大的30年。变化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第一，学术地位的变化

　　以前我们的新闻教育在学校里面是二等公民。主要是传播学的导入，改变了新闻无学的说法。新闻学走出了新闻无学的阴影。刚才赵老师已经说了一级学科的设立，这是很好的说明。但是，传播学的导入，改革新闻教育也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传播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传播教育和新闻教育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现在关于传播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问题，据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传播学教育的新闻教育化。现在关于传播教育和新闻教育的问题，基本上是很难说清楚。据我们的一个调查，这里我不说哪一所学校，有一所重点高校的传播学的研究方案中，课程设置大部分还是新闻学，所开的18门课有15门课还是新闻党报的课程。真正新闻与传播学的课程只有3本。

　　第二，办学规模的变化

　　应该说办学规模的变化，特别是后10年。后10年的超度发展又出现了很多负面效应。我认为第一个负面效应是超过了需求，大家已经感觉到严重性了。因为现在全国的新闻从业人员据统计大概只有15万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在校学生超过了15万。大概是十五万八千多人。每年有38900人毕业。第二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们的师资、我们的教学设施跟不上，这样造成我们的教育产品的积压，教育质量下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第三，专业设置方面的变化

　　专业设置分那么几个阶段，1983年以前，中国新闻教育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新闻专业。1983年以后，根据国家的需要，由各个学校自己设专业，1987年以后国家统一设专业，经过两次调整，1997年，公布了专业设置。这些专业设置覆盖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畴，并且根据专业的不同，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开始相应的课程，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也相当明显，首先从名称上看，是混乱不清。特别是在本科专业里面开一个传播学专业，我不知道这个专业课是怎么开的。

　　因为去年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传播学专业的教学大会。传播学专业目前的设置大概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是主要以专业院校为主，包括农业院校、师范院校，第二专业院校里的传播学专业都在人文学院里面。因为这些学校没有新闻学专业，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新闻教育或者传媒教育。第二应用技术是传播教育的基本取向，比如我们传播技术。第三就是职业教育的设置和分工。特别是在专业院校里面，有农业传播、农村传播、体育传播等等。反正什么都叫传播，就是传播专业了，有人说我们是传播是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第四，人才培养方面的变化

　　应该说人才培养这方面的变化，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以来是一个模式，但是这30年来对新模式进行了探索。老模式的两句话，就是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以新闻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现在我们基本上探索了新模式。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经过探索，探索了复合型新闻人才模式。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从侧重技能训练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从廉价教育专项投入教育。另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就是两个专业的培养问题，这个模式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财经新闻的培养我认为都是不错的。

　　第五，师资队伍的变化

　　我们认为师资队伍30年也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老新闻为主。第二个阶段就是一批以雄厚的学术资本为主的教授为主，这里面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文革前的老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碰到好气候，迅速成为新闻教育界的骨干；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方老师、丁老师，还有其他很多老师。第二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当中的佼佼者。第三个阶段就是队伍的变化明显，具有高学历、新知识的人增多，其骨干是以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为主，加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前面还有一部分是半路出家，修成正果的几个人。

　　要特别一提就是洋博士，如祝建华、潘忠党、陈韬文等，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是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到大陆举办短期培训班，教授最新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尤其传播研究方法，对中国大陆新闻教育的改革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们新闻教师队伍目前也存在问题，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科班出身的少，包括我本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是半路出家的，这些人的的确确文化底蕴很厚，但是我们因为自己没有严格的新闻学训练，所以有时候文学化倾向很严重。第二就是海归派还太少，我们屈指可数，目前真正在海外从事新闻传播学学习，拿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人，不到10个人。这样和国际对话就很少了。第三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太少，如果没有新闻工作经历，做新闻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还想呼吁一下，办新闻专业的要从业界引进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人。

　　第六，教材出版和教学内容方面的变化

　　思考：新闻教育的盲目性和因袭性

　　主要是要落实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发展观。要处理好三个问题，质与量的关系，并不是说越多越好，第二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以后要专题研究，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究竟有什么关系，又有联系又有区别，把关系弄清楚。另外是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层次与院系地位的关系。一个高等教育家讲过这么一句，我们现在错位很厉害。不管什么院系，都拼命地去上博士点和硕士点，当然我不反对上博士点、硕士点。我当院长的时候，拼命搞博士点、硕士点，但是我想我们的博士点、硕士点并不表明你的地位提高，德国有一个专科学校培养会计的，在全世界，它和哈佛的地位一样高，拿到德国的这个会计专业学历以后，在全世界不会找不到工作。

　　总结起来，回顾过去，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不小。分析原因，发展、改革、研究三者关系协调不够。我们只顾发展，我们怎么改革，我们怎么研究它，注意不够。第三，今后发展，要增加改革的力度，加强研究。（吴廷俊）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