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和平的发展。它既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扬弃和升华。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关于“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早在上古历史文献《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治国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几千年来,古代先哲们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非常精深和富于哲理,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管子关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思想,到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再到荀子关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断,他们都看到并强调了民众的力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座右铭。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在继承其重民价值取向的同时,摒弃了它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驭民”、“治民”之术的糟粕,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和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以人为本明确地界定为“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为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观点,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关于整体地、全局地、发展变化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个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材之道”,就是一个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世界的哲学思想体系。《周易》的根本思想是“变”,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就是说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就是说事物变化的根源在于其内部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说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是统一体一分为二,形成对立面,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促成事物的永恒运动、无穷变化和不断发展。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说人类应该把握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顺应自然变化的趋势,积极推动事物的变革。社会政治的变革或革命,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现象。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就是说天、地最大的德性是创生万物,事物不断地生成、更新和前进的过程,就是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相互转化的过程。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天体的运行是刚健的,君子要与天地合其德,学习和发扬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总之,《周易》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名言,简洁、明快、凝练地概括了世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它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孕育和滋养了我们的民族,使习惯于整体地、全局地、发展变化地看问题,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正是从全局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是要努力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各个方面的切入点,是我们党自觉地把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以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带领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动写照。
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古往今来,人类在发展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人与社会的矛盾,三是人与人的矛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正是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这三类矛盾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华文化关于“和”的哲学博大精深,是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内在统一的宝贵思想资源。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先秦诸子中,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的真谛是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它反映了世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而不同”反映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共生共长。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会有一天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国社会存在的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思想根源也在于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创造财富和创造美好的生存、生活环境统一起来,实现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和而不同”反映在处理不同社会思潮、文化观念的关系上,主张求同存异,包容多样。当前,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要采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对于落后文化,要进行改造。而对于腐朽文化,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和而不同”反映在处理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关系上,主张统筹兼顾,公平公正。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在这一阶段如果处理不好财富增多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必然导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只有统筹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着力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和而不同”反映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际关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而且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反对相互敌视、相互欺诈、相互对抗,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和平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亲仁善邻,和睦相处的外交主张。据《尚书》记载,在远古时期,尧舜禹在处理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上,就实行了“协和万邦”的政策。这一理念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再次袭来,加剧了世界的大变革和大调整。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我国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倡导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倡导世界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互相学习、共同繁荣。在对外交往中,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灿烂。
(贾陆英,男,1947年3月生,河北省井陉县人,汉族。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毕业,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太原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山西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太原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共太原市八届市委委员、市十一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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