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方青年的六封信
■傅国涌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
“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
他继续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摒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们的行为,在每一步骤中,必须被统治者的同意,加以审核与决定。”
威尔逊的解释不免太抽象了,我们要的民主究竟是哪种形态?他自问自答说,综合时贤的论点大都倾向于立宪的民选议会的代议制度,他也赞成这种制度,但他知道实现的步骤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适称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但即便是幼稚生也要达到能走路、会提小书包的年龄。“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国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着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先天的缺点。”
所以,他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在步骤上却须逐渐的达到,也就是走一条渐进的民主之路。在当时,就是借助孙中山设计的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来推进民主,给国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在体制外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在1937年1月10写的《再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呼吁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且把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这个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个比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团结全国力量以担当建国的任务了。”
有人批评他对民主的要求不彻底,他解释说,他在这里说的“更??一些”、“比较??的”都含有“逐渐”的意思。他认为逐渐推行民主政治,这是顾及实际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不是马上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但在时间观念上,和他的民主信仰并不矛盾。
在4月20日写下的《五寄北方青年》中,他说得更详细。当时已确定在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都已在研讨修正中——“我们虽不敢幻想由这个大会中出现一个完善无缺的宪政,但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阶梯,不要放任使它变成一个四肢不灵意志不全的东西。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
他的这些主张社会影响很大,就连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都在延安的《解放》上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然而,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民主要求、“顾到实际的逐渐办法”也未能实现,国民大会安排固然是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但执政的国民党不是没有责任的。
延搁十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为共产党、民盟等重要党派的拒绝参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一个阶梯。因为八年抗战,时势的变化,王芸生倡导的这条借助国民大会的渐进民主之路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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