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黄土高坡掀起的艺术狂飙

　　新华网西安10月28日电 题：中国西部电影：黄土高坡掀起的艺术狂飙

　　新华社记者杨一苗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许多故事，纷纷披着传奇色彩走上了银幕。《人生》《老井》《黄土地》《红高粱》……一部部展现我国西部地区苍凉风貌、抒写独特人文故事的西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段辉煌。

　　电影《人生》中，男主人公高加林在夕阳映照下坚定地走着，他的眼前是一条通向远方的大路。这幅画面曾深刻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之中。

　　1983年，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就因其触及了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的事业、爱情等主题，在艺术上质朴无华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观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这部电影的导演吴天明还记得，在1984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举办了全国首届青年影评征文比赛，面对参评的近百部影片，成千上万的来稿中竟有一半在评论《人生》。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渴望改变命运的“高加林式”的心灵之弦被这部电影拨动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参加了那次影评征文。他告诉记者，正是自己所写的一篇《人生》影评改变了他的人生。贾磊磊所写的那篇评论入选了影评活动大会的评选，随后不久，他被调入中国电影电视研究所，开始从事电影理论研究工作。

　　1984年初，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提出了“立足西北，振兴西影”的口号。当时推出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北京邀请钟惦棐等一批专家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讲学。影评大家钟惦棐那时提出了“西部电影”这个概念。在电影《人生》之后，《老井》《红高粱》《野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等一大批表现我国西部历史文化题材、体现中国民族精神的电影纷纷涌现。

　　西安电影制片厂逐渐成了西部电影的大本营。此时的中国电影像节日的礼花般绚丽多姿，西部电影成了中国电影画卷里光彩夺目的一页。这些影片不但在观众中赢得了口碑，而且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获得多个奖项，使中国电影跻身世界影坛。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在西部电影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同时，不仅在西安，在我国西部的其他地方，具有鲜明西部特征的电影也不断出现。1984年，几位被分配到西南边陲小厂——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毕业生，拍摄了根据诗人郭小川的同名长诗改编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影片里，过去上不了台面的土匪、大烟鬼成了抗日英雄，人物造型和摄影构图一反常规，作品以内容和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宣告了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诞生。

　　电影评论家仲呈祥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电影的兴盛代表了中国电影的繁荣，由于实现了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编、导、演、摄等人才的优化组合，使西部电影在那个时期表现出一流的思想艺术水准。

　　近年来，以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等为代表的一批“新西部片”，继承了西部电影的优秀美学传统，从电影文化形态、电影文本形态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2004年，由华谊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出品的影片《可可西里》成为西部电影进行突破的新收获。这部作品讲述了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巡山队员阻止盗猎者屠杀藏羚羊的悲壮故事。

　　这部电影表现出年轻电影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充溢着西部文化特有的血性与阳刚，因而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这部电影随后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台湾金马奖及东京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多个国内、国际奖项。

　　虽然近几年仍有优秀的作品不断出现，但西部电影从整体上却在强大的电影产业化浪潮中逐渐陷入低谷。西部电影如何实现产业化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电影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西部电影曾创造的辉煌已经过去，现在要从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导演吴天明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西部电影应该主动参与电影产业的重构，让文化和产业接轨、共生并进行重组。在商业化平台上建构丰富的投资路径，创作更为丰富的历史及现实故事，并在美学上秉承兼容主义的路线，才有可能让西部电影再次赢得大众关注和市场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