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扩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吗

　　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大，很多人认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我想，这话有点绝对。

　　从理论和全球的视角看，不一定

　　考察世界上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成长史就会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其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会显著不同。

　　中产阶级的崛起，往往伴生着与该阶级有关的社会冲突的蔓延。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甚至于西欧国家的中产阶级化，就曾经风起云涌掀起过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革命”。一些社会学家发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为保守。总体来看，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大都发端于中产阶级的启蒙、鼓动和推进。

　　亚洲及南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过程，则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比如，韩国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产化，就变相地体现着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再造。与西方社会如出一辙的是，学生运动既吹响了“政治民主化”的号角，也补充和扩张了中产阶层队伍。

　　对巴西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发现，中产阶级的成长，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向上流动，紧紧依赖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设施，比如教育设施的改善。在可以顺利获得经济收益时，他们对财富和生活享乐的渴望会消解其政治热情；但在其收益被经济起伏所阻滞时，他们则会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中产阶级不但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众多非政府组织，而且以极其强烈的示威活动造就了总统直选制。

　　如果对匈牙利、波兰、苏联等国进行阶级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及其向政治反对派的转化，使其有了动员足够大的社会力量去反对原有制度配置的可能。所以，如果国家的社会转型，较好地调整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引导了中产阶级的思维取向，并使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具有话语和行动表达的空间，那么中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就会在政治转型中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就会在改革中趋于平稳。但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过程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其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则其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烈——这时，政治动荡就可能会发生。

　　从调查分析的视角看，不一定

　　我们再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实施的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设计，共采集到了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30个县（市、区）的260个乡（镇、街道）的520个村（居委会）的7100余家庭户的资料。

　　从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看，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由小雇主阶层（雇佣人数在1到7人之间）和自雇阶层所组成的“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达14.14%（小雇主阶层占2.63%，自雇阶层占11.51%）。由位居管理阶层、监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占7.77%。工人阶级主要由体力工人阶层、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和体力监理阶层所组成，占全社会各阶层比重的30.61%。

　　调查和分析发现：

　　第一，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稳定器须具备几个必要前提：（1）中产阶层的利益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2）中产阶层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阶层，它不盲动并远离暴力；（3）国家或政府的社会政策，要能够充分吸收中产阶层的参与，给其以发展空间；（4）中产阶层的自我发育与国外文化的输入之间，要有一个基本的和谐关系；（5）工作在国外的华人中产阶层，与国内中产阶层在对时局的看法上，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管是“老中产阶层”，还是“新中产阶层”，都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他们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当地政府也表现了较差的信任程度，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也不高。他们对未来社会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强烈，那么在真的发生社会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视之为理所当然，其态度就会很容易演化为“参与”或“听之任之”。

　　所以，为增加未来社会的稳定，必须完善社会整合机制。如何加强社会意识的整合使用，以国家的主流意识整合中产阶层的阶级意识，是应该迫切思考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大大唤起了人们的“物欲”，但价值观念却缺少较好引导的转型期，我们应尽快竭力创造一种符合时代内容的、积极向上的、既吸纳西方文明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衔接的思想文化意识，去引导各阶级阶层的发展。

　　第二，下层阶层向社会中层的认同会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下层阶层收益改进的社会整合使用大于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的确，在传统社会中，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经常来自于下层社会，贫困阶层因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发生反抗。但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强有力的保障，下层阶层——作为阶级概念的、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而被迫进行的反抗，已经被消除了。

　　所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人阶层和农民阶级反倒会成为比较保守的阶级。他们的反抗活动也仍然基本指向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他们较少会对政府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形成质疑。

　　另外，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虽然处于“非中产之位置”，但在生活状况的改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一旦认同到社会中层的位置，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情怀就会强烈起来。

　　第三，政府形象的改善、人们对政府信任感的增加、对社会公平感的提升，都有助于增加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加强“反贪”力度，约束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严厉打击官商勾结行为，在吏治和司法等关乎群众基本生活的领域，树立廉洁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另一方面，继续改革一系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要知道，人们越是对政府各项工作满意，越是对政府各部门信任，越是较多地感受到社会公平，就越感受不到冲突，就越感觉当前社会是一个应该珍惜的社会，也就越对“未来社会各阶级阶层冲突会加剧”的判断持否定态度。

　　第四，收入之多寡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并不是收入越高，其对社会的评价就越积极。也不是收入越低的贫困阶层，更易于产生不满情绪。人们的主观感受，深受很多社会因素的复杂影响。在常态社会中，是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而非现实本身引发着集体行动。勤劳致富、智力致富等不会产生“仇富”心理，但非法致富、越轨致富，抑或腐败致富和权力裙带致富等所引起的社会不公感，却会点燃“仇富”之火。

　　第六，政府部门需要指导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使之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化为白领阶层，而避免落入“半体力半技术”阶层或体力劳动阶层。大学扩招所形成的就业压力，使大学生毕业不能顺利转变为白领职员，正影响着“初职工作”的教育收益。如果其劳动回报低于或与比其人力资本低的那些人员的工资相仿，则其普遍萌生的不满情绪会逐渐淤积，并会寻找发泄途径。那些半技术半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程度较高，但其劳动的白领性质却不明显，显然是进入了他们并不愿进入的劳动力市场，这是这个阶层“社会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题:关于阶层问题的一个流行观点之商榷)

　　本文争鸣对象

　　中产阶层扩大利于社会稳定

　　有观点认为，中产社会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由于其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收入等各方面的原因，中产阶层的社会心理趋向社会稳定并能够在行动上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