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期间，奥运主新闻中心里的文字记者工作间十分忙碌，两名外国记者工作间隙愉快交流。 中新社发 廖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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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媒采访渐次放开的背后，既有现实利益，也有长远考量；
其实对媒体的开放之于中国，不仅利益攸关，而且正当其时
本刊记者/韩永
还在一周前，刘美远仍然担心，她担心“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政策在奥运结束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外国驻华记者的普遍心态。
这种“担心”在10月17日夜里终于得以缓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于当天夜里11时45分公布，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奥运规定”)最后废止的时间只剩下15分钟。
这15分钟，在很多人看来，完成了将中国政府对外媒的开放政策从临时转为常态的最后交接。
刘美远是美国《新闻周刊》北京分社社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表示“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没什么变化”，但之前她对相关政府官员一再向他们表示中国对外媒的政策“不会退回去”仍然不是“太有信心”。
“退回去”意有所指。在奥运《规定》于2007年1月1日实施之前，一直生效的是1990年颁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长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1990年条例”)。“1990年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在“新条例”中，这一规定被删除，相应的内容更改为“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正是这一更改，换来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正在向前走”的评价。
曾经的冒险与担心 ABC(美国广播公司)驻京办事处制片人Romano，对取消申请所带来的变化感受至深。
Romano上世纪80年代来到北京，1989年进入ABC。“那时候的新闻工作，就是看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其他的报纸，自己做新闻比较难，”“难”的最主要表现是“凡事要申请，而申请经常下不来”。
申请的一般程序是：给所在地区的外办(一般是省外办)发传真或者打电话，说明要采访的事由，采访谁，问哪些问题，要呆几天，“提各种各样的要求”。申请发过去以后，“就是等待”。“有时候等着等着新闻就过去了”。
后来，采访的环境发生分化，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对外接触较多的地区，舆论环境宽松了一些，“有的3天之内就能批下来”。但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还要等上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或者干脆几个月没有答复，“但他们一般不会正面拒绝，只是不予回答”。
服务于北欧某电视台的中方雇员张婷(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除对一些政府部门以及常与外媒接触的企业的采访外，大多数采访比如商业或者文化方面的选题，他们就直接找当事人联系了。
这样做的必要性不仅因“申请难以得到回复”，还有费用和采访的效率问题。张婷的经验是，因有外办人员在场，采访因而可能变得面面相觑，“信任度会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能否得到批复，还要看选题。”Romano说。ABC在1996年策划了一个针对布达拉宫的大型专题报道，纽约总部有关负责人亲自出面协调，北京办事处也左右疏通，由于该专题只涉及文化和历史内容，最终获批。当时，单家媒体的进藏采访申请很难批下来，外媒对西藏的采访一般以组团的形式进行。
在申请艰难的心理预期下，有些外媒开始尝试绕过地方外办，直接与当事人联系。Romano说。美国《新闻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刘美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做法很普遍。“就是会想尽办法用记者的本能去采访。”《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但这样做冒着很大的风险。一旦被有关部门发现，不但有可能会因为“非法采访”被赶出事件发生地，还有可能遭受更重的处罚。“1990年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新闻司可以视情节，予以警告、暂停或者停止其业务活动、吊销《外国记者证》或者《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
“奥运规定”实施后，这种因擅自采访会遭受处罚的担心变得多余了。Romano的一位英国同事在河南采访时遭到当地政府阻拦，向外交部交涉，随后当地官员向这位记者道了歉，说不知道出了新规定了。“变化还是挺大的。”Romano说。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今年的四川地震中。按照“1990年条例”，即便是效率再高的申请程序，也可能会错过地震发生后的第一现场。但由于有“奥运规定”尚方宝剑在手，Romano几乎在地震刚刚发生时就随总理温家宝到了灾区。
“奥运规定”最终升格为“新条例”，意味着这样的高效率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复制。
媒体开放的逻辑 虽然之前有“可能退回去”的忧虑，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体的开放对于中国，不仅利益攸关，而且正当其时。
其中的利益，在于这种开放对于打破如CNN这样的传播寡头在中国问题上的话语垄断大有裨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造成这种垄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此前过严的新闻管理而造成的采访成本提高，以至于只有一些财大气粗的传播寡头才有实力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进而发出一些偏见十足的声音。
纠正这种声音的一个有效方式，喻国明认为，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媒尤其是中小媒体进入中国。他说，这一逻辑的核心并不在于小媒体对中国更为友好，“他们未必不具有西方的价值中心论，而在于不同媒体的角度是不同的，这种多元就会在整体上、结构上改变那种少数寡头对于传播垄断的格局，人们看到的中国面相层次会更丰富、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
外交部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2月份，共有来自49个国家的319家新闻机构的606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基本上都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媒体。“奥运规定”在2007年1月1日实施以后，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采访，很多媒体开始考虑在中国设站，临时来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也明显增多。由于在中国设站成本很高，在喻国明看来，后一种采访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
“开放有可能达致客观”的另一种思路，在于这种开放使得外媒更容易接近各方当事人，从而使得事件的呈现更为全面。刘美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此前的封闭政策，外媒在大多数情况下采访不到新闻事件的全部当事人，虽然他们会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加以弥补，比如告诉读者为什么没有采访到其他的当事人，但这种由于材料的缺失而造成的缺憾还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篇报道的公正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有关中国的报道共有243篇，其中只有26%报道客观，另有40%属于平衡报道，与事实出现偏差的报道高达34%。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崔保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虽然不能排除媒体自身的主观因素，但如此高比例与事实有出入报道的出现，跟此前过严的新闻管理不无关系。“正当的渠道得不到，歪门邪道得到的消息就比较流行。”
在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和相对封闭的新闻环境两者中，哪一个更容易产生客观性报道？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问题，刘美远等外媒记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半杯水”？ Romano希望，“新条例”的适用以后能扩大到如张婷一样在外媒工作的中方雇员。
按照现行的政策，中国公民不能成为外媒驻华机构的记者，只能做翻译或者助理工作。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为“新条例”举行的记者会上，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解释是“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比如国内法律对记者资质等问题尚无界定”。
Romano所在的公司有时会选择美籍或者英籍华人，“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比较熟悉，又符合非中国公民的条件”。
“新条例”的实施效果也非常引人关注。刘美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有的地方采访时，还会碰上有些官员不了解“新条例”的情况，“中国太大了”，或者是虽然了解但心存异议。
张婷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奥运期间的一次采访，当事的单位说你得先找外办，“虽然已有条例，但他们还是觉得"不保险"”。找外办时，他们又说，你们直接采访就行了，不需要我们的批准。
有些当事人的推诿，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刘美远在采访中的一个体会是，有些地方官员不愿意让外媒介入，又不便直接干扰，常用的一个手段是对当事人下手，施压或者拉拢的手段五花八门。有些当事人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有时候会作出不接受外媒采访的决定。
曾经因为“三鹿奶粉事件”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石家庄奶农贾素杰，后来也有外媒找上门来。他对此非常紧张，最终拒绝了这家外媒的采访。他说，这并不是有人向他施压的结果，这种压力天然地生长在头脑里。“我们农民，不想惹事。”他说。
Romano对“新条例”打了个比方，他说中国对媒体的开放就像杯子里的水，“现在是一半”。瑞典国家电视台驻京记者欧风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在首先肯定了“新条例”的出台是一种“政府的善意”后，接着说：“至于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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