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改革在即 亚欧峰会堪比布雷顿森林会议

　　危机带来改革的机会

　　《瞭望》：为什么现在改革国际金融制度迫切必要？

　　陈凤英：如果不改革，危机就是不可能避免的。

当前世界发展的失衡，不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而是在美欧日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之间。美国需要全球的资本，但这个资本当前就需要从亚洲（持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及有石油美元的国家中来。例如，去年美国在解决金融坏账问题时，80%用的是主权基金。今年的问题出现后，各个国家相继的救市方式，类似于国有化，但主权基金的作用还是很大。现在的失衡需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参与，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从这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的作用来看，包括美国和欧洲都谈到了改革这个问题，诚意是有的，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瞭望》：如何看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陈凤英：改革的一个难题是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如果不改，美联储几乎相当于“世界央行”。问题在于，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资产的稳定性，以及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商品价格的稳定，都是由美元走势来决定（对冲基金等的影响相比就太弱小了）。反过来，又对相关各国宏观经济产生极大影响。

　　但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如果说现在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或多样的货币机制的话，则最好对当前的货币体系有一个压缩和监管。美元必须要负责任，要让渡，就是必须要受到监管，否则真正的改革很难展开。

　　机构改革方面，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权利必须要多极，要向发展中国家分权，二是应该有监督权，应该对各国的金融有一个监督，而这个前提就是各国的金融要透明。总之，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一个从全球考量而不是单纯考虑西方、同时能对全球金融实施监管的机构。

　　主要考虑西方发展问题的世界银行也需要改革。G7的机制则是歧视性的，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应该被淘汰。

　　刘军红：当前的大国协调，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美欧各国和地区积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今后会出现“中左回归”，甚至是“社民化复活”，更不应出现类似布雷顿森林体制那样依靠“政府间协定”规定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场化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依托市场及其规则的“市场化体制”依然是时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与历史大势不符。

　　原因很简单，市场化，解决的是供给方的效率问题；政府干预、政府主导，是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两个体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结合，构建“经济社会”的概念，既不是简单的“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社会”，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健康的“国际经济社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需要平等协商、加强合作

　　《瞭望》：美国已表示将邀请20国首脑出席下月的峰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应作怎样的选择？

　　陈凤英：与会的是G20，这个东西方的协调和沟通范围就广泛多了，而且不限于行长、财长会议而是首脑会议，就非常好了。

　　我个人一直认为G20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这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一个机制，就是把G7、新兴市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都包括进来。这个机制的人员组成和地区分配是理想的，原来的机制只有财长和行长会议，一年只有一次，会议几乎就相当于论坛性质。

　　刘军红：G7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强调发达国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国与欧日的矛盾，但事实上效果不佳。G20涵盖的面更广泛，更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方面的利益。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积极构建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积极争取剩余资金的使用权、国际公平分配权，但不宜轻易推动，或帮助日、欧改变“美元体制”现状，原因是改变美元体制，需要有足够的国内应对体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自主技术创新体制、依靠市场的风险分散体制，乃至与国际会计体制接轨的会计统计体制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静分析破坏一个体制、构建一个不成熟的体制，与维护现有体制之间的成本与利益。

　　目前看，中国的选择应该是“中立”，即健全现有体制，主动促进“效率化”，稳妥推动“分配公平化”。从国内需求看，还有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问题。

　　陈凤英：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要培育好自己的金融市场，避免大量资本外流到金融创新多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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