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文学之现实不会孕育振聋发聩之巨著

　　余华一度是中国先锋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十年磨一剑捧出来的《兄弟》被认为是一部没有多少品位（更不用说文学意味）的通俗小说，尤其下半部对纷乱现实的彻底失语让人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时已全线溃败。

　　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列举出铁凝的《笨花》、苏童的《碧奴》、张平的《国家干部》、姜戎的《狼图腾》、毕飞宇的《平原》、王蒙的《青狐》……

　　客观地说，当代中国作家的部分大作确实受到不少读者热捧并取得了空前的市场成功，也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实力，但如果我们认真打量，中国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小说水准就不那么乐观了。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100部里能挑出20部可读的就不错了，而且也就刚刚及格。对现实的普遍焦虑、无从把握，似乎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显著特色。

　　按照李敬泽的话说，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小说家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文学信念来写作，写作中的支配力量是另外的东西，是他身后的读者和观众，作家总是焦急地考虑如何取悦读者，如何才能不被时代“遗忘”；另一方面，作家们在面对如何处理现实、处理当下的复杂经验时往往感到紧张莫名、力不从心。

　　这两大焦虑带来两大问题，一方面是出现太多偷懒的所谓“写实主义”，另一方面是出现大量的“仿史诗”小说。前者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后者不过是拉长时间跨度，让历史强力介入。李敬泽认为，这两类写作很可能使我们的小说失去对于精神状况包括真正的精神境遇的认识乐趣，作家们往往拿一些庸俗的东西来迎合、来敷衍。更重要的是，当年先锋作家们对于小说艺术的默默探索已经没有多少“继承者”了，作家们似乎有一个故事、一个正确立场就足够，完全缺乏对当下复杂经验赋予新的艺术形式的努力。如此浮躁的写作状态和文学现实，怎么可能产生振聋发聩的巨著，又怎么可能诞生足以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

　　当然，中国当代作家迟迟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迟迟得不到世界认可也有很多非文学的因素，比如翻译、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等，但据此就认为中国作家“可以不必在乎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是一叶障目；说到底，众多当代中国作家仍然缺少厚重的文化思想，更缺少独立品格的勇气和良知。从这样的角度上判断，当代中国作家一时还难以写出精神内涵与外在形式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水乳交融、人性特质与荒诞寓言相辅相成的鸿篇巨制，他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