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应对金融危机不是忽视气候变化的借口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　题：应对金融危机不是忽视气候变化的借口

　　新华社记者　程云杰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9日在北京发布，它是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持续胶着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就如何增强自身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应对能力、如何加强国际合作等热点问题做出的权威解读。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应对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矛盾。他说：“应对金融危机是阶段性的，短期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处理好关系，使全球经济既度过金融危机又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需要全球认真研究的问题。”

　　无论亚欧首脑会议，还是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寻求一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已被越来越多的政府首脑看作是应对这场金融危机，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必须途径。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虽然加强国际合作已是世界共识，但是由于各国在资源储备、技术水平、发展阶段与消费理念等方面的差距，有关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始终未能一帆风顺，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达国家之间也一直存在分歧。

　　科学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这意味着气候变化超越了环境问题的范畴，已成为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的情况下，就业和经济增长已成为各国政府首脑关注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应对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会导致更多的投入与更高的生产成本，它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所产生的压力和影响也是不同的。

　　中国政府在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客观评价。

　　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国际机构和科学家渲染中国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已超过美国后，中国政府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上遭遇了强烈的舆论压力。其实，中国在呼吁国际社会以“历史、客观、公平、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时并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在据理力争，力求探索一种更务实的途径，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经济与环境的博弈中生活得更有质量。

　　“先污染后治理”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追求经济繁荣所普遍采取的道路。一个多世纪后，处在脱贫和改善民生、工业化与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全新挑战却是“边发展，边治理”，这是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观，但是任务却更艰巨。

　　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占全球的77％，从1904年到2004年一百年间，中国累计排放占全球的8％。而最近15年，发达国家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是在1990年基础上增长了11％。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比较快应该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去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形成的“巴厘路线图”确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框架。按照《气候公约》明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少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可能少排放。

　　然而，要履行这一原则，确保在明年底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上完成并签署后《京都议定书》的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合作精神与建设性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关键的。

　　解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发达国家拿出至少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0．7％的资金来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增强高排放行业的减排技术。他还透露，一个由联合国和中国政府举办的高层研讨会将集中梳理有关减排技术转让的机制问题。这是很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也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断向前的积极力量。

　　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增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不是外界压力的结果，而是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须选择。

　　人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落实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框架内，温家宝总理出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开始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力图通过完善产业、财税、信贷和投资政策来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形成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

　　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周期，金融危机的阴霾总会散去。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务实可行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与协调机制，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自然界对人类经济生产活动的严厉报复与惩罚。为此，不论国际社会的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参与方应该持有的负责任态度都应是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