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在书屋里认真读书。
一个在对图书的无比渴望和图书的无比贫乏中长大的孩子。终于，她在大学里和所有的年轻人站在平等的文化信息线上。
她生出一个梦想———让农村的孩子也有一个方便而丰富的图书馆。不知道多少个塑料瓶才能买到一本书，不知道她和身边的人一起捡了多少个塑料瓶。
贫困生孙喜梅和“秋山农村书屋”的故事，照出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物质，更是文化的鸿沟。 田野里笼着一层轻纱，家家户户院子里堆放着玉米。
这是十月的冀中平原，一派收获繁忙。
对于灵寿县秋山村村民来说，这个收获季节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那就是开办仅一个月的“秋山农村书屋”。
秋山书屋很小，位于秋山村委会门前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眼下却成了这个村的“文化重镇”，与不远处的秋山小学遥遥相对。
书屋的管理员是66岁的胡和祥老人，听说我们又送来读者捐献的一批图书，老人笑眯眯地把我们延进书屋，屋里整整齐齐摆放着三排书架，书架之间人转身的空间不太宽绰。
老人讲起书屋的来历时说，“这都多亏了本村一名名叫孙喜梅的贫困大学生。”
秋山村有了第一家书屋 没有书屋以前，村里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麻将和电视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
在胡和祥老人的印象里，眼前这间小小书屋是秋山村建国以来的第一家书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搞过一次书屋，但是有名无实，里面只有几本党的刊物。”胡和祥的思绪回到了多年以前。
“现在好了，书屋每周只在周日开放一天，来借书的人不少，现在有一百多本书在外头，每回借三四十本书出去。还有十几个小孩挤在这屋子里看书。”
胡和祥说，最受欢迎的是农业科技方面的书，前面借走的人还没有还回来，后面已经有人预订了，其次是中国小说。
没有书屋以前，村里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麻将和电视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书屋的捐建者是本村一名贫困大学生。
“9月初的一天吧，喜梅突然来找我商量说，想在村里建个书屋，因为她父亲不识字，所以想请我来管书。我没想就答应了，但也有些奇怪，她们家的日子在我们村可以说是最困难的。”胡和祥说。
孙喜梅已经将部分图书分类整理上架，胡和祥要做的便是制定一套管理制度。
走进秋山书屋，迎面见到书架上胡和祥用钢笔写的“管理规定”———“每本书押金20元，最迟每两周要见书一次……”字有些歪歪扭扭，但誊写得干净利落。
与胡和祥老人的意外不同，秋山小学的老师们认为这一切皆在情理之中，在他们的印象里，孙喜梅从小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由于种种原因，地处偏远的秋山小学没有开英语课，孙喜梅还利用今年暑假义务为孩子们补习英语课。
曹凤梅是孙喜梅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发生在孙喜梅身上的一件小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年县里组织数学奥赛，秋山小学选拔了几个苗子参赛，孙喜梅是其中之一。
“被选中的小孩比赛前几天就被家长"圈养"起来，养尊处优地供着，一心一意对付比赛。”曹凤梅回忆说。
竞赛当天，学生们衣着光鲜早早地在路边等公车，唯独不见孙喜梅，曹凤梅心急火燎地追到孙家一看，眼眶就热了。小喜梅正在刷锅洗灶，忙里忙外，见到老师，抬头笑笑说：“老师你先去吧，我收拾完马上去，肯定不会误车。”这次数学奥赛，孙喜梅是秋山小学唯一获奖的学生。
因为贫穷，所以坚强 正是在高中阶段，孙喜梅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农村的孩子们筹建一座书屋。
孙喜梅家是秋山村有名的困难户。因为家贫，孙喜梅的父亲孙道妮终生未娶，孙喜梅是抱养来的。
孙家的房子落成26年，在周边房屋逼视下显得矮旧，61岁的孙道妮步履蹒跚地从院子里出来，对胡和祥歉意地笑了笑：“给你添麻烦了。”
长年受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孙道妮几近丧失劳动能力。孙道妮常年吃中药，但他不知道药名也不知道价钱，药都是女儿买回来的。
屋檐下的伙房把墙壁熏得乌黑，这个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除了一台老旧的电视，看不到其它家电家具。在孙喜梅和堂妹合住的一间屋子里，墙壁已经裂出一大道口子，但屋子里布置得很温馨，里面贴满了各种励志的字画。
这个家也是让孙喜梅无限眷恋的地方，孙喜梅的高中同学王晓慧回忆说，孙喜梅是个恋家的人，每次回家时都会兴奋莫名，返校后还要给同学讲一大堆回乡见闻。
胡和祥说，因为给孩子们补课，常有家长留孙喜梅吃饭，孙喜梅总是笑着婉拒：“马上要开学了，我在家里能给爸爸多做一顿饭就多做一顿，等上学去就没机会了。”
孙道妮沉默寡言，他不多的话语中浸润着对女儿的骄傲。
“我没怎么管过她，她自己很争气，这些奖状都是她的。”孙道妮抚摸着墙上花花绿绿的奖状说，自从孙喜梅上初中后，就不愿让他把奖状贴到墙上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孙喜梅从小没表现出多少孩子天性，“她上学我一次也没有送过。”学校免一点，家里补一点，孙喜梅在这样的状况下上完了小学和初中。
念初中时，孙喜梅就自作主张转过一次学，父亲全不知情。当时孙喜梅考了全年级第一，另一所中学找到她许诺，学费生活费全免。但这次转学没持续多长时间，孙喜梅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
初中毕业后，孙喜梅考上了精英中学的宏志班，这所学校免去了她的学费，每月孙喜梅还可以从学校领到200元生活补助。
孙喜梅的高中语文老师张培之说，孙喜梅在高中显得比同龄孩子成熟，她乐于助人的天性和组织能力都显露无遗，她的家庭条件也让她比其他孩子承受着更大的学习压力。
正是在高中阶段，孙喜梅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农村的孩子们筹建一座书屋。
无书可读是农村孩子最大的痛苦 学校的图书室只有遇到上级检查时才会给每个班派发十来本图书，检查团一走图书也跟着被收走了，况且那些老掉牙的书也激不起阅读的兴致。
孙喜梅的这个想法源于她自身的经历。
这个贫困农户家的孩子从小就爱读书，而苦于无书可读。孙喜梅还记得上小学时的一次经历，在她的苦苦纠缠下，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她来到20多里地外的县城新华书店，花二十多元买了两本作文书，这差不多是这个家庭10次赶集的花费。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翻过几遍就放下的作文书，父亲嘴上不说，孙喜梅隐隐察觉到父亲很心疼。“我砸锅卖铁也供你！”父亲说。孙喜梅却有了另一层思考，要是别的孩子把买来的书放在一起大家读该多好啊，从那时起，办个图书室的心愿就在她幼小的心里萌芽了。
学校里没有课外书可读，老师家里偶尔有两本，都被孙喜梅一一翻检来看。小学四年级时，孙喜梅到一个高年级同学家中借舞鞋，不经意间发现这位同学的姐姐藏书很丰富。
《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三言二拍》、四大名著……孙喜梅看得眼花缭乱，从此一头扎进书海里，每隔两三天就要去这位同学家借书还书。在那里她大开眼界，窥到了知识殿堂的一角。
进入初中后，学校有了图书室，图书室平时不开放，只有遇到上级检查时才会给每个班派发十来本图书，检查团一走图书也跟着被收走了，况且那些老掉牙的书也激不起阅读的兴致。
何时身边能有个图书馆？孙喜梅这个梦想从儿时延续到高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梦想日渐清晰。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孙喜梅此时自顾不暇，哪有能力为村民办图书室呢？当孙喜梅把这个想法告诉几位室友时，谁也没有太当真，只当是她的一个理想罢了。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孙喜梅就在校园里捡拾垃圾，迈出了她建图书室的梦想的第一步。一开始，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后，孙喜梅拿着手电筒、小棍子和塑料袋到校园垃圾桶里翻拣一番，把找到的塑料瓶、易拉罐等带回宿舍。到后来，白天看到瓶子也去捡。只是她的捡拾影响到保洁人员的“生意”，有些捉迷藏的意味。
孙喜梅的一些同学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别的班级同学听说此事后，还会主动把空瓶子送过来。这样每天就能积攒到十多个瓶子，变卖所得的毛票一分一角积攒起来，购买各种书籍。
在废品收购站，孙喜梅一来二去就和那里的老板熟了，老板听说她的想法后也优惠给她一些书籍，在那里她淘到不少好书。
即使在紧张忙碌的高三，孙喜梅捡废品的举动也没有中断。后来，她对瓶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见到瓶子就两眼放光。”
“高三一年我吃的冰糕不超过5根，每次馋了，就会把冰糕的价格换算成瓶子的个数，就舍不得了。”孙喜梅说。捡拾废品还成为她刻苦向上的一种动力，“我要是在应届不能考上大学，那么我的图书室梦想就得延期了。”
2006年，孙喜梅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时她手头的藏书加上搜集同学们的捐书已有数百本。
这离她建一所农村书屋的愿望尚有差距。看到本报发起为山区苦孩子捐书活动后，今年暑假孙喜梅找到报社，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灵寿县文体局局长牛增录从秋山村村委会书记曹红云口中听说此事后，大为感动，协调县图书馆捐出了七百本书和几个书架。
在报社的牵线搭桥帮助下，今年8月，孙喜梅的秋山书屋顺利开张了。
图书贫乏就是信息贫乏 孙喜梅盼望着她的书屋在别的村也能开办起来，让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和乡亲不再因为手头拮据或条件有限而徘徊在知识殿堂之外。
如今，远在武汉的孙喜梅每天忙忙碌碌，从周一到周五，除了吃饭睡觉，她的时间都被课业和各种勤工俭学所占据。周末有家教，孙喜梅还是班长，少不了各种班级活动和公共事物。
孙喜梅的大学学业是依靠助学贷款和奖学金等来维系的，不少人听说她和她的秋山农村书屋后大为惊讶。
谢朝阳是孙喜梅的大学辅导员，谢朝阳说，如今的贫困大学生不少，但很多人自我意识较强，甚至反应出极端化的自卑，像孙喜梅这样自立自强又热心公益、关注他人的举动实在难得，所以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孙喜梅盼望着她的书屋在别的村也能开办起来，让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和乡亲不再因为手头拮据或条件有限而徘徊在知识殿堂之外。
但个人的力量太微小，孙喜梅说她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和家庭的责任，她希望毕业后能好好孝敬爸爸，“他眼睛不好，我硬拉着他去了一趟省里的医院，他听到单子上的药费愣是不让我抓药就回去了。我想我毕业了要让他过几天好日子，不再为吃一个鸡蛋犹豫半天，如果能在生存的前提下多做些事回报社会就更好了。”
(责任编辑：陈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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