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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的早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一间出租屋内，清晨5时，闹铃准时响了。施艳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找出一件长袖衬衣穿上，简单的洗漱之后，她特地在镜子前画了画眉毛，便匆匆出门了。
施艳捂着一块钱买的包子说，“能简单就简单，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吃不上早饭的多的是。”她现在中午吃泡面，晚饭是馒头就咸菜。
20岁时，施艳从苏北灌云来到常州打工，8年来，她一直在纺织厂里做挡车工。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像施艳一样的亿万农村青年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成了特殊身份群体——农民工，他们超时工作，工资低廉，没有社会保险，没有节假日。
正是靠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纺织服装等技术含量低的传统行业夹杂着农民工的代价，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主导产业，为国家换取了上万亿美元的外汇。
但在施艳看来，能到厂里打工，虽然苦一点，但比在家种地收入好一些。
而施艳工作和生活的常州地处苏南，是中国丝绸重镇，是中国现代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聚集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成为中国制造的前沿阵地，产品出口遍布全球。但去年底开始，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下，苏南纺织服装行业进入了寒冬，面临着又一轮考验。
失业潮袭击纺织服装工人 去年六月，山西黑窑工事件被揭开，农民工待遇终于突破重重障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年一月，旨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企业要为工人缴纳社保，加班工资双倍。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让施艳有点兴奋，她们可以享受和城里的工人一样的待遇了。可不久后，一个坏消息也在开始在企业蔓延，“珠三角”大批企业破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
今年年初开始，镇里一些企业相继出现停工、倒闭，企业开开停停，老板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施艳心中有一丝不安，她担心，企业会不会倒闭，自己会不会失业呢？
正常情况下，施艳每个月上20个班，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工资1500元。年初开始，工厂一直开开停停。8月份她就上了18天班，拿了600多元工资。施艳叹息道，“吃吃喝喝哪够花啊，我从家里带了2000块钱，现在花了1000多。”
从6月开始，和施艳在厂里一起工作的几个姐妹，就零零散散地走了。半年前厂里还有17个人，最后缩减到6人。
半个月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老板把厂里的24台机器卖光，她失业了。
施艳每天到湖塘镇中医院对面的招工市场找工作，半个月来，她每天早出晚归，一直找不到工作。她发现，最近一段日子，门前路上来往的人少了，住处周围的出租民房逐渐空了，很多人搬走了，“要是再这样，过几天就回老家吧。”
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老板们招工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工资低不说，还要技术好的年轻人。施艳也去看了几家纺织厂，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又低，实在没法干。
这些天来，施艳一直很焦虑。此时，她宁可没有社保和双倍加班工资，也不愿失业。
施艳的老乡彭海英的处境更惨：两口子和今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9月中旬，彭海英从干了13年的纺织厂出来了，7月份才上了6个班，8月份更少，一直停工。夫妻俩加起来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钱，生活陷入了困境。除了生活必需品，开销能省就省，“家里孩子正在长身体，都没钱给他补营养。”彭海英说着，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彭海英丈夫所在工厂也不景气，尽管开开停停，但他还是留了下来，毕竟上一个班还有80块钱。彭海英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这样艰难地维持着，她还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没领回来。
9月25日，在无锡劳动局人才市场上，39岁的裴红云失业已经整整三个月了。今年6月，她和工厂的500多工人一起下岗了。
“做了这么多年，突然失业了，心里空空的。”裴红云打听过很多家工厂，跑了6次劳动局的服务大厅，还跑了10多家职业中介，每次都失望而归。小学文凭的她，只能去找一些体力活，很多中介嫌她年纪大，干不了重活。
据政府部门传出消息说，今年，常熟市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农民工，无锡市上半年减少了6万农民工。
施艳和同伴们都很迷茫，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回家吗？农村的生活已经不习惯了，回去了又能干什么？
倒闭潮袭击纺织服装企业 “老板跑了，我们的工资还没发呢！”自今年年初开始，苏南各市劳动监察部门就连续接到多起投诉。今年以来，有关租赁企业因经营不善卷款潜逃、侵害职工权益的案件呈高发态势。
“往年也有，但今年比较集中，估计在年底前还会有更多的老板破产逃走。”常熟市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常熟，这个早年以样板戏《沙家浜》闻名全国的县级市，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县市中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服装名城，年产服装4亿件，销售额达400亿，产防寒服四五千万件套，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3左右。
从去年年底开始，随着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等因素影响，纺织服装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批中小企业倒闭。
“老板把航班搞乱了！”常熟市一位老板笑称，因为老板们经常选择搭乘夜晚的班机逃走。
这位老板说，附近就有三个老板欠了货款和工资偷偷跑了——家不在本地，厂房都是租的，生意不好，资金链断裂，机器也卖不了多少钱，只好一走了之。
他的朋友就是一名受害者，一位老板欠了他50多万元后，跑了。尽管吃了哑巴亏，可老板们并不乐意提及这些，面对记者采访要求，他拒绝了。
常熟市虞山镇工业园区集中工业坊，集中了十几家服装企业，每家都有百余名工人。从去年年底开始，已经有三家相继关门。
常熟招商城附近的花溪路是服装加工厂集聚区，长达几公里街道边上服装加工厂房一家挨着一家。9月23日晚，记者来到这条街上，只有一半的厂房在开工，好多厂房的灯亮着，机器停着，工人们在聊天、玩耍。
“常熟服装企业大多生产冬秋装，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加紧生产的时候。今年生意不好，市场风险大，大家都不敢开足马力生产。”老板们告诉记者。
记者从常熟市经贸委了解到，常熟共有纺织服装企业3500多家，目前，三分之一效益不错，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亏损，有2500家企业开工不足，有的停产，有的已经转产。
在苦苦支撑了四个多月后，徐光伟破产了。今年7月，他把12台机器全卖了。光机器设备，他亏了整整10万元。“机器设备陈旧，做不出新品种，接不到新单，资金周转不过来，只好破产。”徐光伟说，“工厂用电要预先购买，工人要付生活费，每月至少3万元，厂家要在年底才和我们结算，到时候也只能拿到70％。”
破产后，徐光伟开了一家超市，他答应工人，10月底把所有工资都结算清楚，“咱不能少了工人的辛苦钱。”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村村都有企业，全镇有3000多家，加上没有领工商营业执照的小作坊，将近8000家，纺织占整个经济总收入的70％。
湖塘镇湾里村工业园区一位长期做收购织机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企业倒闭了，很多纺织厂把织机低价转卖了。
在湖塘镇大坝村工业园区，记者走访发现，大路旁边的20多家纺织企业，现在只有两家还在织布。村民告诉记者，这些厂把织布的机器都卖了。
在南通，纺织服装工业销售收入占到全市经济比重的三成，全市42％的工人从事纺织服装行业，有近2000家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服装企业。
南通市中小企业局资料表明，自年初开始，90％的企业工人出勤率不80％，开工普遍不足，预计亏损企业将达到六成。
一场前所未有的企业倒闭风潮已经来临。今年6月，历经90年发展的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陷入经营困境开始改制，原有厂房被转为房地产开发，数百名工人被裁员。上半年，无锡市有42家规模以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尽管如此，不论是企业老板还是行业协会，对他们的困境讳莫如深，都表示还能维持。更多详情，他们拒绝透露。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老板们都很敏感，濒临破产的消息要是传出去，要债的人就会挤破门，生意更难做，企业死得更快。
产业节节衰退 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这被称为是架在出口中小型企业脖子上的几把刀，而银根紧缩，融资贷款困难，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纺织行业一直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参与者”，其实，近年来，国内纺织服装行业平均净利润仅为3．48％。为鼓励出口，国家一直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维系其发展。这曾一度被欧盟指责有倾销的嫌疑，对中国纺织制品实行配额制度，限制出口数量。
在历经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央政府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科学发展，降低能耗、降低污染，增加产品附加值。与此同时，另一个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因素逐步凸显——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
一直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币种的纺织服装产业感到了明显的压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于2006年7月19日破8后，开始加速升值，一路破关，今年9月，已经达到了6．85。
这对有着3~6个月生产周期的纺织服装业来说是个致命打击，其微薄的利润被变化的汇率挤压殆尽，一些没有外贸出口权的中小企业压根不敢接外贸订单。
“外贸单子找上门都不想做。”纺织厂老板杨国生说，前两天，他朋友刚刚拒绝了一个美国的单子，“如果要是接下来，可以做好几个月呢，但现在没人敢接。”
杨国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合同期半年，1月订合同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是1∶7.30，而7月交货付款时，变成了1∶6.86，1万美元的生意就会损失4400元人民币，企业肯定亏本。
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要求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实行带薪休假，还规定，企业辞退员工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这对靠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州中小企业局的资料表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每年为此要为每个员工多支出劳动成本3500~5000元。
一个让各方始料未及的问题接踵而至，一场由猪肉涨价开始的物价上涨迅速席卷整个生产领域，棉花、煤炭等物资价格迅速飙升。“煤炭从原来的760元／吨涨到了1220元，面料上涨了10％~15％，员工伙食费上涨了30％~40％，生产成本整体上涨了15％~20％。”苏州森威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司马国强说。
成本增加了，可竞争激烈的纺织服装行业却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消化上涨的成本。商家间的恶性竞争，使产品价格是越来越低。
杨国生说：“抢生意的太多，而且基本上都是赊账。假如一米布我卖到11.5元,人家11.4元一米就卖了。等到下次进货，客户就问："人家11.4元肯卖，你卖我11.3元怎么样？"”
就这样，去年年底，由于库存太多，杨国生低价出货，亏损了10多万元。
年初开始，银行收缩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许多银行对中小企业只收不贷。由于利润空间大幅压缩，资金紧缺，原本靠赊欠生产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条一下绷得紧紧的，各家企业缩短了资金流通周期。
“以前可以欠款300万元，现在只能欠150万元了。”司马国强说，去年还可以贷款150万元，今年一分钱都没贷到，资金缺口与往年相比多300万元。
纺织业一个生产周期一般三个月，以前的惯例是，布料不要定金，出货30天内结清货款；现在的情况是，布料定金30％，提货付30％，服装出货30天内结清剩余的40％。
内贸比外贸压力还大，赌最后一把 尽管汇率、出口退税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热情，但对于一些有规模、能够直接拿到外贸订单的企业来说，外贸仍然是比较稳定的市场。
司马国强的妻子在外贸公司工作，可以直接拿到订单，只需要向外贸公司每件衣服缴纳两毛钱的管理费。“外贸利润少，但风险也小。”他说，外贸都是订单生意，而内贸尽管利润高，但其市场不确定因素太多，都是厂家先铺货，如果预测不准，销售不好，更多产品就积压在厂家手中。
去年，一直做外贸的司马国强尝试作了大半年内贸，“内贸亏损150万元，外贸赚了40万元”。
南京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1至8月，纺织服装贸易额为192亿美元，同期增长18.2％。与外贸相比，内贸市场则是行情一落千丈。
常熟市招商城是服装批发集散地，从年初开始，这里的经营户明显感到生意不好做。“一塌糊涂，往年国庆前后生意是相当红火，而最近销售情况连往年的一半都不到。”招商城八区的裴方里已经整整十天没有开业了，他说，每天至少要亏本1000元，在招商城像他这样不开张的比比皆是。
9月23日上午，常熟招商城六区商场。原本应该是生意最繁忙的时候，可记者在商铺进行调查的近半个小时，前后左右的30多家商铺，只有一家做成一单生意，成交量100件。很多没有生意的商铺老板只好凑在一块儿打牌。
商户裴方里说，现在很多商家是进退两难，到厂家订货，以前可以赊账，现在不但要支付现金，还要提前预订，有时候还拿不到货。而对于下面的商家，多是打白条，更有“欠你们家钱，是给你们家面子”的尴尬局面。
裴方里介绍，现在下层经销商的返回率也很高，有时候高达70％。上半年，他的朋友从广东进了8000件羊毛衫，可不到一个月，下面超市返回6000件，一下就亏了十多万元。
据江苏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5月份，江苏规模以上纺织服装行业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仅增长0．5％，比去年同期利润增幅回落23.9个百分点。
面对着重重困难，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从别人手中赚加工费的手工作坊——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最终倒闭，更多的企业也在苦苦挣扎之中。
“许多人都是命悬一线，就看能不能熬到年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年底，将会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如果这个冬季天气寒冷，会好一些；如果明年春节大雪，好多企业也许可以靠此得以生还。目前许多企业正在举债赌最后一把。
照片：常熟市民族路上，一家服装厂停产，女工在聊天。本报记者李润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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