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玖瑾：为犯罪心理画像(图)

　　初秋的阳光依然耀眼，在树荫掩映的校园里，一个面容清秀、身着白色警衬的女警官正在接受采访。面对摄像机，她侃侃而谈，“现场”、“动机”、“心理测试”等专业词汇频繁跳跃。她就是犯罪心理学专家，二级警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师”的李玖瑾。

　　钟情“第一手”调研资料

　　“对杨佳案我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我没有第一手的调研资料。”提起杨佳袭警案，李玫瑾说她拒绝了多数媒体的采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随便接受采访。

　　这种严谨的作风，李玫瑾在大学时就养成了。1977年底，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那里，她不仅学习了丰富的知识，还从很多优秀老师的身上学到了严谨治学的学风。

　　一个冬日，李玫瑾为写毕业论文来到她的指导老师家，当她递上论文提纲时，老师并没有急着看内容，而是要她“说说看”。听了一会儿，老师问:“这一观点从哪儿来的?”李玫瑾凭印象随口说了一个出处，老师说:“不对，这是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反杜林论》中第28页提到的。”说着，老师从书架上抽出《反杜林论》翻到第28页，果然，那句话赫然在目。这件事让李玫瑾刻骨铭心:她告诫自己，做学问首先要一丝不苟，不能似是而非。

　　1982年初，李玫瑾踏入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大门，她的使命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具体教哪门课还没有确定下来。第二年，正赶上“严打”，有些年轻的罪犯被宣判死刑后居然喊着“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过去，犯了罪的人被判死刑后会瘫倒在地，都是被架着出去的。现在他们怎么这么不在乎?”李玫瑾觉得这些人的心理值得研究。所以，当领导问她打算教什么课程时，她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犯罪心理学。

　　领导表示支持，但又十分为难。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教材，从事这个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是寥寥无几。于是，李玫瑾开始了自学之路。她在刑侦教研室帮助其他老师抄讲稿、校对讲义，目的是对刑事侦查的各门课程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除此之外，她还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听犯罪学课，去北京大学听心理学课。

　　1985年初，李玫瑾完成了自己的犯罪心理学讲义，在公安大学首次开设了犯罪心理学课程。让她惊喜的是，初次讲课就赢得了学生们的好评。时至今日，很多学生仍然珍藏着听课笔记，因为“案例丰富，深入浅出，富有哲理”。

　　“心理画像”为侦查独辟蹊径

　　李玫瑾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信件，它们有的来自刑警队，有的来自她的警官学生……多年来，李玫瑾始终与基层公安实践“亲密接触”着。

　　“我的研究离不开案子。”1992年，李玫瑾到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也正是在这次挂职期间，李玫瑾发现了犯罪心理学“用处之大”。当年下半年，青岛发生强奸抢劫系列杀人案，被害对象都是一对对的恋人。了解案情后，李玫瑾分析发现，这一系列杀人案作案时间比较规律，一般是在周末、傍晚，作案人在袭击恋人时既要满足性需求、又要财产，通过研究判断，她认为此案是一人所为，而且此人很可能是“找对象比较困难”的知识分子。后来，民警们将凶手抓获，其特征与李玫瑾的判断基本吻合，凶手是某工厂的技术员。这次的牛刀小试，让李玫瑾更加关注公安实践。

　　近年来，李玫瑾的“犯罪嫌疑人心理画像”在案件侦破中派上了大用场。2005年夏天，湖南某地接连有多名年轻情侣被抢劫，最后一起案件的被害人遇害，当地警方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圈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两名刑警找到李玫瑾，向她提供了相关资料，希望她能分析一下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为案件侦破找到突破口。

　　仔细研究资料后，李玫瑾开始描述“嫌疑人的心理形象”:“针对一对一对的恋人实施犯罪，说明作案人比较胆大、体力好，很可能是青壮年。但他极少伤害女性，很可能是和母

　　亲生活在一起，而且关系不错。他这么肆意妄为，应该是眼前没有人能管得了他，没有正当职业。”当地警方据此缩小了侦查范围，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肖国辉。而肖国辉的情况，与李玫瑾的分析如出一辙。

　　“给嫌疑人的心理画像仅仅是犯罪心理学的作用之一。”李玫瑾告诉记者，犯罪心理学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侦查时，通过各种信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画像”，帮助侦查员确定侦查方向;预审时，通过问卷等方式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以便确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已决犯的心理进行研究，可以探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最终从犯罪预防方面提出警示。

　　马加爵、邱兴华都曾是她研究的对象

　　2004年初，云南大学本科生马加爵用锤子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四名室友，事后逃逸，最终在海南被抓获。对于作案动机，马加爵自称“跟同学打牌吵架，说我偷牌、作弊、为人很差，我很生气，所以就把他们杀了”。之后，有自称马加爵同学的人在网上发帖说，马加爵穷到买不起鞋而无法上课。一时间，贫穷被认定为马加爵犯罪的原因。

　　“不是因为贫穷。”李玫瑾研究了马加爵的所有讯问记录，还托办案人员问了马加爵一些问题。而后，又注意到马加爵买了台二手电脑。她分析认为:马加爵可能浏览过黄色网站，引发了性冲动却又无处发泄，可能做了某些荒唐之事。问题是，作为好友的同学知道了他的这些隐私，在打牌吵架时将其抖搂出来，令马加爵羞愧难当。他感到如果此事被更多同学知道，自己将无脸见人，于是绝望，继而杀人灭口。

　　2004年6月，李玫瑾发表的《不是因为贫穷》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引起诸多争议。有人甚至在网上尖刻地骂她。对此，她有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很多反对意见来自贫困大学生。他们不是因研究犯罪心理学问题而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在结合他们自己的感受发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需要正面引导。”李玫瑾笑着说，研究问题并说出真相，不一定能为所有的人接受。但是可以肯定，对于马加爵案的剖析，可以让更多与他有着同样认识误区的年轻大学生不再重蹈覆辙。李玫瑾告诫年轻人:“珍惜生命，不要等到做错事后或在没有回头路时才恍然大悟。”

　　让李玫瑾饱受争议的，还有邱兴华案。

　　2006年7月，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发生11人遇害的特大杀人案，后来犯罪嫌疑人邱兴华在家门口被抓获。法院一审判处邱兴华死刑后，要不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主张鉴定的有邱兴华的家属、律师、部分精神病医生和法学专家。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邱兴华的亲人有精神病史;异常残忍地先后杀害11人;被捕后，邱兴华关心自己能否出名更甚于关心自己的刑期，等等。

　　让李玫瑾没想到的是，那段时间她竟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法院之所以不对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是因为李玫瑾这样的专家说过“邱兴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70多岁的精神病医生甚至指责她要为邱兴华的死刑负责。还有媒体居然在没有采访她的情况下就爆料说“她曾对邱兴华做过380道题的心理测试”，令她哭笑不得。

　　李玫瑾说，她确实给邱兴华做过心理测试，但问卷一共70多个题目，她对邱进行的部分问卷调查是———

　　问:如果你在闲暇时想问题的时候，会想些什么?

　　邱:我会想什么办法走向成功之路，办一个修理铺，或者电焊铺什么的。

　　问:你有没有崇拜的人?

　　邱:村里的阮仕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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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精神病人，他闲暇的时候绝不会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李玫瑾说，“我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通过对邱兴华作案行为和作案方式的研究，我完全可以对他的犯罪心理状态作出判断。”“我从没有据此向警方、检察官或向法庭提出任何建议，也从来没否定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李玫瑾说。

　　犯罪心理学可以预防犯罪

　　邱兴华案带给她很多反思，回想当初，李玫瑾笑了笑，语调平和，如讲课般娓娓道来。她认为任何鉴定结论都仅仅是专家的意见，法庭是否采纳，最终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李玫瑾认为，现行刑法关于“精神病”鉴定的规定不够严谨，“精神病”的概念太泛，不适合作为法律术语。许多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属于精神病，但患者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等刑事责任能力，即使严重的精神病也有间歇情形，也分轻度、中度和重度不同情况。

　　“建议对所有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都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而非"精神病鉴定"。”李玫瑾分析，在我国，之所以“精神病鉴定”备受关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往往依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虽然对如何处置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有规定，但是实践中往往让其家人领回去治疗，很多犯罪人认为回家后就意味着“自由”。然而在很多国家，不能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一般都要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其出院程序比假释要复杂得多。

　　与犯罪人接触越多，李玫瑾的研究越深入，她心中积蓄的感受也愈发深刻:如果许多人能够早些得到社会的某种干预，他们原本不该犯罪。比如马加爵，如果有及时的心理辅导，他便能解决心理困境;而邱兴华，如果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帮助，也就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去道观“挪碑”，更不会因与道长发生冲突导致杀人犯罪了。很多犯罪人如果小时候能和母亲一起生活，也许以后就不会那么无情、残忍……

　　“犯罪心理学更大的价值，是可以预防犯罪。”李玫瑾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犯罪预防做些事情。她不仅在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任副会长，通过讲课、讲座、发表论文讲述预防的重要性，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苦口婆心地讲述“心理抚育”的重要性，“三岁以前最好由妈妈自己带孩子……”

　　李玫瑾自己就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她顺手拿起手机，让我看她女儿的、丈夫的，还有她父母风华正茂时候的照片。此时的她，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柔情。

　　“上天给每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平平淡淡地体会你独特的经历是最好的。”望着窗外，李玫瑾这样总结说。（郑赫南）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