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劝说杨湘洪回国无功是体系失败

    温州三人组回国了，报纸上说是“无功而返”。这样的结果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只要想想这个“三人组”是要去把一个出走官员弄回来，就可以预知，他们此行，不过体现一下温州市对市级官员杨湘洪出走疑团“认真负责的态度”而已，而杨湘洪不会回来却是铁定无疑。

　　三人组甚至没有能够见到杨湘洪一面，这可以表明温州市委对一个干部负责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而杨湘洪又是置若罔闻到了怎样的程度，真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不过，我是有疑问的。温州市委对杨湘洪可以如此负责，而对于所有关注杨湘洪问题的人们，又能否给予一些负责的表示呢？我读到的新闻说，所有关于杨湘洪事件的信息，在温州都几乎不可能得到。我想，最好的情况，杨湘洪事件的信息，只是在权力系统内部按照十分程序化的方式得到处理。

　　一般地说，这也并不显得过分。杨湘洪是一个中共党员，在温州市委供职，被派任鹿城区任书记。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便可以说是党务系统内部的问题，有关他的信息严格控制在系统内部，也是可以的。然而，众所周知，在中国，一个区委书记，不只是党务干部，而且是公务员，拿着由财政保障的薪水，处理的是一个区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因此杨湘洪事件就不只是一个党务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的事件。

　　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杨湘洪事件仍然被罩在密室之中，公众没有能够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相关信息，公共事件被“内部化”地进行了处理。

　　我也不知道温州三人组此行法国，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是的，他们是要去把杨湘洪弄回来，但怎样弄回来呢？10月23日，新华网浙江频道发布的消息是，“温州派员赴法国责成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回国”。11月2日，报纸报道的是温州三人组赴巴黎劝说滞留区委书记无功而返。那么温州三人组赴法找杨湘洪，到底是去“责成”他回国，还是去“劝说”他回国？这不只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也隐含着对一个官员出走行为的不同判定。

　　改革开放之初，网球运动员胡娜赴美未归，中国体育部门的态度是要求美方立即允许胡娜回国，也就是要美国把胡娜放回来。这一态度隐含的判断，是胡娜赴美未归，是被美方扣留了，而不是她自己滞留下来。现在，几乎不再会有人把一个中国人赴外不归设想为被留置，这里面有着中外对比之中基于实情更加清楚而产生的心态变化。

　　例如杨湘洪赴法不归，再不会有人会设想杨湘洪是不是归国遇到了阻力，而相信他只能是自己不想回国。既然如此，就再不会有要求法国允许杨湘洪回国的举动，而只剩下与杨湘洪个人的关系。作为党的一级机关，自然有取“责成”回国和“劝说”回国的选择，然而，到底是依照纪律而责令他回来，还是以情以义去劝说他回来，还是应该分清楚的。

　　“责令”回国是一个应该的态度，而“劝说”回国未免太软弱。态度的游移，值得玩味。不过，对于杨湘洪来说，责令还是劝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红脸白脸的区别，“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的区别，他必然的选择就是软硬不吃。如果说是“责令”，何必赴法，在温州发一个告示即可；如果是劝说，赴法是有理由了，但说客甚至未见到被劝说的人，也是相当失败的。

　　这是一个决心弃船的人与一条船的较量，结果是整条船拿决心弃船的人无可奈何。杨湘洪要怎样处理，成了一个难题，而杨湘洪自己顺利实现了在法国上岸的计划。劝说无功，责令也无可去处，这样的尴尬，显示了体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