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三次思想解放 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

　　一座城市的三次思想解放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多次指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铜陵的三次思想解放实践，为这句话作出了生动注解。

　　大江东去，遇铜陵，辗转洪波朝北向，遂有李白放歌“我爱铜官山，千年未拟还”。

　　历史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铜陵在新时期孕育的解放思想、革故鼎新的独特气质，正是这条长河中的一道壮美激流。1991年11月14日，铜陵市决策层借助《铜陵报》，策划推出了《醒来，铜陵！》等政论文章，疾呼“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此举一度震动海内外，而《醒来，铜陵！》随后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成为铜陵最为耀眼的一张城市名片。

　　思想解放从来不会一劳永逸，1998年、2008年，铜陵又先后发起了《起来，铜陵！》大讨论、《崛起，铜陵！》大讨论，剔肤指骨、直抵要害。

　　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多次指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铜陵的三次思想解放实践，为这句话作出了生动注解。

　　1991：醒来，铜陵！

　　“铜陵这块土地太板结了，要松动松动。”1991年，时任铜陵市委书记孙树兴如是说。

　　这一年5月，在传达学习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铜陵市决策层感慨：回顾过去的10年，成绩当然是明摆着的，然而，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增长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资金利税率下降2.28%……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为什么铜陵凡事都比外地慢半拍？为什么人们办事效率差、精神不振作，缺乏沿海地区和山东那样的强旋律、快节奏？全市大小街道，为什么就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广告牌？

　　时任铜陵市长汪洋主动提出：“看来要组织一场讨论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激活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时年36岁的汪洋，思维超前，作风果敢。在他的倡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一次以“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大讨论。

　　随后，汪洋专门从市直机关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策划写作班子，以备必要的时候在《铜陵报》上发表系列社论，“刺激一下，试探一下”。他指定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姚焕文起草第一篇，“开篇之作，要求很高、难度很大，要一炮打响”，“要有深刻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翔实的材料、有力的论证，文风要泼辣，文笔要犀利”。

　　“为了消除我的顾虑，汪洋市长特别交代我放开胆子写，不要怕，有问题他负责。”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姚焕文对汪洋的过人胆识钦佩不已。

　　9月25日，铜陵市以“万人大会”的形式，正式揭开大讨论的序幕。随后，市领导分头展开调研。调研中，他们发现，相当一些官员不是把大讨论的重点放在破除陈旧的观念上，而是急于上项目、争投资，还有一些班子护短遮丑，不敢一针见血。

　　汪洋主张：“对旧思想要冲一冲！”经过反复酝酿，铜陵市委、市政府决心抛出《醒来，铜陵！》这篇揭短亮丑的文章，利用现代化舆论工具，给大讨论缺少波澜的湖面掷去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

　　当时，有人预先翻看了文章初稿，认为有政治风险，不能发，但汪洋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不过我认为还是要发。”

　　11月14日，三易其稿、署名“龚声”的4000多字长文《醒来，铜陵！》，赫然刊登在《铜陵报》的头版头条，市电台、电视台也相继播发。

　　——文章第一次把铜陵10年来的成绩、特别是经济效益低下的数据和盘托出；

　　——文章第一次把铜陵的短处亮出与沿江三市作比较，躬身自问：“为什么同处一江景不同？”

　　——文章挥起理性的解剖刀，从大量事例入手，对多年积淀在铜陵人身上的计划经济意识，进行了无情的解剖；

　　——文章最后深情地呼唤：“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详不新鲜了。可在姓“资”姓“社”激烈交锋的1991年，这些话却是十分刺耳的。

　　《醒来，铜陵！》一文发表的前夜，《铜陵日报》现任总编刘宇飞受命熬了一个通宵，对文章进行精心编辑。他告诉《决策》，文章发表后的数天里，编辑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一种意见认为，此文敢于揭短亮丑，振聋发聩；另一种意见说，“大棒朝下打”，未免不公。

　　11月15日、18日，《铜陵报》分别召开全市部分厂矿长（经理）座谈会、市政府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于是纷纷大胆直言，针砭流弊，陈献良策，各抒心迹：“搞好大中型企业不是一句话。讲起来，这也支持，那也支持，但需要支持的时候，他离你很远”；“领导工作没干好，官照当，钱照拿，这样的政策不利于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大量来稿涌到编辑部。其中有指出铜陵问题症结的，诘问：“为什么常败‘将军’常挂‘帅’？”有忧心呼唤的：“再不能贻误战机了！”还有的建言：“给出头的‘椽子’撑好‘伞’”，“解放思想请自新闻单位始”，“帮企业丢掉‘铁拐杖’”……有一封来信直接点名批评汪洋等市领导，汪洋闻讯连夜调看文章，感慨万千：“多好的市民啊，没有对铜陵的热爱之情，不出自对铜陵事业的关心，是写不出来的，也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心思的。”

　　紧接着，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务虚会，就自身的工作进一步找差距、刨病根。“这场讨论，既唤醒了群众，也唤醒了领导自己。”汪洋告诉记者。

　　就在《铜陵报》接连推出《敢问路在何方》、《与繁昌比一比，如何》、《走出“资源优势”的误区》、《重振雄风待科技》等“重磅炸弹”之时，《经济日报》开始以异乎寻常的高调姿态转载《醒来，铜陵！》一文，并连续发表题为《醒来，不只是铜陵》的成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一夜之间将铜陵的大讨论推向全国。

　　1992年1月10日，《经济日报》约请铜陵、马鞍山、芜湖、安庆等沿江4市代表座谈。马鞍山市副市长谢志平说：“这几年马鞍山优势讲多了，劣势讲少了，而忽视了优势后面往往有劣势制约着。我们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借铜陵这把火，烧烧我们自己。”

　　其后，辽宁省省长岳歧峰批示，“希望辽宁各级干部都能像铜陵那样拿出勇气和魄力，重新审视自己”；江西省省长吴官正要求江西干部学习铜陵，“从计划经济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经济日报》继续刊发《“西安不安了”》等文章；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则大声疾呼：铜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主题，对整个安徽乃至整个华东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共同的命题。

　　不过，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一些领导对此仍持观望态度。在“左”的东西依然干扰视听的关键时刻，3月2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力挺铜陵：“铜陵讨论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我赞成。大家要从小农经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过去计划经济僵硬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封建残余思想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经济。”

　　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至此，铜陵的大讨论因为完全契合时宜而放射出独特的时代光芒。

　　“重新审视自己，铜陵打了头炮，但我想说，莫道君‘醒’早，更需早起人。”汪洋认为，对大讨论，铜陵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无论如何不能估价过高，思想解放是做好工作的先导，做好工作才是思想解放的目的。

　　1992年1月14日，《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宜也发表署名文章《“醒来”和“起来”》，他单刀直入地发问：“唤醒也好，自醒也好，醒来之后最要紧的是起来。醒而不起，与睡何异？”

　　很快，铜陵的大讨论由虚转实，一场旨在彻底打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思想、砸破“三铁”体制的全面改革启动。

　　汪洋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切入，一口气推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而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感染、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转为积极投入。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国有企业等先后被列入改革计划，改革被迅速推向高潮，铜陵沸腾了。

　　“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汪洋这样评价此次改革。

　　1992年8月，他离开铜陵，担任安徽省计委主任、省长助理；1993年年初，年仅38岁的汪洋升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此时的铜陵，已经成为安徽改革的“领头羊”、全省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1998：起来，铜陵！

　　铜陵的第二次“起来”，是在1998年。

　　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铜陵经济陷入了低谷：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下岗待业职工增多，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在全省17个地市中，铜陵的位次一跌再跌。反观芜、马、宜等沿江城市，则个个生龙活虎。

　　铜陵国企体质的孱弱，由此暴露无遗。而此前“醒来，铜陵”大讨论形成的一系列好思路、好举措，大多墙内开花墙外香。例如1994年，国有私营在铜陵市形成高潮，湖北、浙江等地纷纷借鉴铜陵经验。然而到了1995年，铜陵此项改革却开始降温，最后甚至销声匿迹，原先按这一模式改革的企业，又相继退回到承包经营或国有经营。

　　于是有人揶揄说，铜陵的思想解放真有点像“半夜鸡叫”——醒得最早，把人家都叫醒之后，自己却又蒙头大睡。“半夜鸡叫”现象，让铜陵市决策层异常震惊。

　　1998年5月，一场名为“学理论转变观念，理思路加快发展”的大讨论拉开序幕。与《醒来，铜陵！》不同，当年发表在《铜陵日报》上的《起来，铜陵！》一文，俨然是一道命题作文。

　　文章署名为“正言”，执笔者是铜陵市委政研室主任助理汪春跃。接到任务时，他正在西湖镇挂职，回家一气呵成写出初稿，整整用了32页稿纸，“大讨论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努力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樊篱。”

　　紧随其后，铜陵开启了安徽资本运作的先河。安徽铜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铜产业第一股和安徽电子工业第一股。由此肇始，铜陵6家上市公司组成的“铜陵板块”异军突起，令人瞩目。

　　2008：崛起，铜陵！

　　10年，一转眼。

　　2008年1月，铜陵一些有识之士再次陷入沉思：20年前，铜陵与马鞍山、芜湖相差无几，为什么现在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长江中游的九江、鄂州、黄石、宜昌、岳阳，区位、资源等并不比铜陵优越，为什么也能够后势先发、超越于铜陵之上呢？在安徽省政府的政策布局中，铜陵已被撇在“芜马同城化”之外，接下来会不会被“边缘化”？

　　刚刚履新铜陵市委书记一职的姚玉舟，旋即谋划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曾担任马鞍山市市长多年的姚，对铜陵的市情早已了然于胸。2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铜陵，她高兴地说：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你们这一轮大讨论就叫“崛起，铜陵”吧！

　　而此时，在铜陵投资已有7年之久的台商王文璋，却决意前往江苏盐城另谋发展。原来，由于土地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他的公司至今仍在租赁别人的地皮，用水、用电都由租赁方提供，仅此两项，王文璋一年就要多支付300万元。他摇头叹息：“我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何时会被收回。跟其他地区相比，铜陵这两年落后了，关键是思想太保守、观念太陈旧，特别呆板。”

　　“这个样本值得解读！”铜陵市决策层获知此事后十分惊讶，“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的事情别的地方已经干得热火朝天，而我们还在等待观望、坐失良机？”3月26日，铜陵启动了以“观念大转变、改革大突破、全民大招商、环境大整治”为主题的大讨论活动。

　　随后，市委、市政府就全市投资环境进行暗访与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少数职能部门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胡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企业为了办到营业执照，竟然盖了近40个公章。

　　5月13日，《铜陵日报》重磅推出《崛起，铜陵！》一文，其锋芒直指铜陵存在的“四大病症”：资源依赖症、创新乏力症、改革犹豫症、城市侏儒症。文章语气急切：“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倘若捂病护短、讳疾忌医，那就不是实事求是、自爱自强的态度，当为热爱并寄希望于铜陵者所不取！

　　同时，一场涉及行政审批制度、党政机构调整、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改革攻坚战在铜陵全面打响，并迅速取得成效。“现在，市政府大楼许多办公室的灯要亮到深夜，干部都已养成一个习惯：白天做不完的工作晚上做，办公室做不完的工作回家做。”铜陵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告诉《决策》，“公务员的日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优哉游哉了”。

　　而原本打算一走了之的王文璋信心大增，不仅打消了到盐城投资的念头，还准备把其在宁波的一部分业务搬到铜陵来经营。

　　按照铜陵市委、市政府的设想，到2012年，铜陵将在安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还未到开启香槟的那一刻，但阻碍铜陵崛起的深层次思想禁锢已然冲破。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一个肌体强健、活力迸射的铜陵正信步朝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