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柳斌杰：“扫黄打非”重点打击侵权盗版

　　“扫黄打非”领域，在舆论上要积极主动，在法律上要形成压力，在工作上要保持强度

　　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四南大街。这里也是名声响亮的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的办公所在。

　　10月27日下午，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其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就“扫黄打非”工作20多年的贡献和经验以及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应对新形势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并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做出坦率回应。

　　“扫黄打非”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

　　《瞭望》：“扫黄打非”工作开展20多年来，主要有哪些贡献和经验？

　　柳斌杰：“扫黄打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国门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就要打，就要扫。随着时代变迁，“扫黄打非”的工作重心扩大到打击非法出版物、扫除淫秽色情文化垃圾、打击侵权盗版制品、取缔非法报刊以及上世纪末以来的净化互联网环境等五项主要任务。中央每年都对“扫黄打非”作出专门部署，针对当年的重点问题来确定行动方案。

　　20多年来，“扫黄打非”工作作出的贡献相当大。一是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法出版物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歪曲历史、丑化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动摇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直接危害国家利益，因此要严厉打击。

　　二是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淫秽色情泛滥对青少年危害很大，家长和学校老师十分担心，“扫黄打非”严厉打击、查处、没收、销毁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净化了文化环境，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实际上是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非常支持。

　　三是规范了文化市场的秩序。文化产业建设、发展过程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如果盗版盛行，一张盗版的光盘成本最多一块多钱，而正版的成本可能要10多块甚至上百块钱。在这样的不公平竞争中，盗版者牟取了暴利，而创造知识的人、投资创意的人却吃了亏，市场竞争秩序也难以维持下去。所以“扫黄打非”有力地保护了知识产权，每年查处1亿多件盗版产品，保障了文化市场的良好环境，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四是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探索了新的体制。开放的文化市场不能仅仅靠某个部门管理。通过“扫黄打非”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就是由各有关部门协调行动，中央22个部门参与，从制造到海陆空运输，再到市场，形成一个协作机制。地方上也形成了属地负责、上下联动的机制，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政府依法组织、社会广泛参与的“扫黄打非”工作格局。

　　五是落实了严密的责任制度。我们现在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制度，每个地方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这样就有效防范了犯罪行为和文化垃圾的扩散，最大限度减少不良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讲，有效地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举例来说，2006年的“反盗版百日行动”之后，我们的音像出版和光盘制作厂很快发展起来，音像店销售正版的数量迅速提高了20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扫黄打非”的保障体制，一些地方的正规厂商生产经营都搞不下去了。

　　现在，从中央到县都设有“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了行政和司法并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二十多年来，“扫黄打非”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多次肯定。“扫黄打非”有力地保障了整个出版市场、音像市场和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和决心在多年的实践中都反映出来了，“扫黄打非”工作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国家的利益，树立了责任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

　　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与发展水平相适应

　　《瞭望》：知识产权问题是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扫黄打非”工作是如何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

　　柳斌杰：1995年开始，“扫黄打非”工作高举起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严厉打击侵权盗版犯罪行为，当时主要是兑现加入国际公约的承诺，像《伯尔尼公约》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的版权协议等。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把打击侵权盗版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连续不断地开展了许多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活动。现在每年查处的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盗版出版物中，盗版的数量最大，占总数的90%以上。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每年查处的盗版出版物都在1亿件以上，有效遏制了盗版犯罪行为，尤其是在音像、计算机软件领域里，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得到了国际社会很好的评价。

　　特别是今年奥运会，首次使用互联网转播奥运盛况，反盗版任务艰巨，版权保护工作进行24小时的监测、查处。据国际奥委会的监测，在奥运会期间发现的侵权盗播奥运会的案件有4700多起，其中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只有一百多起。而且我们查处的力度也比较大，最快速度是20分钟就查处了一起互联网违法传播奥运赛事的案件。国际奥委会高度赞扬，专门约请我并当面致谢，对中国政府反盗版的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什么呢？108个国家用互联网传播赛事，在奥运会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前的奥运会是不允许互联网介入的，今年是第一次。而在中国仅仅有一百多起互联网盗播事件，且处理得非常及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的互联网盗版传播达4000多起，占到盗播事件的90%。所以我也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说笑：你看看谁家的盗版厉害？他们也开玩笑：下一届还请你们去反盗版。

　　这些成果得益于近年来在反盗版领域采取的坚决措施。“扫黄打非”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也是从执法的角度保护了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发展。如果听任盗版盛行，就必然会产生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国际角度说，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不兑现，损害中国的形象；从国内来说，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关键是创造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如果没有对版权、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可能鼓励人们去创造，所以这也是国家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在今年一个重大的国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版权论坛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我们中国12个单位和个人授予了知识产权保护金奖，表彰中国在版权创造、版权保护方面所作的贡献，这说明中国政府在版权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功夫。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不是做得最好，但是中国用力气、进步快，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中国的版权保护工作才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从立法到制度的完善仅有二十多年，而西方国家却走过二百多年，所以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扫黄打非”的力量不可低估。

　　《瞭望》：您刚才提到计算机软件，近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微软发起的“黑屏反盗版”，您对这个事件如何评价？

　　柳斌杰：在知识产权领域我们总体上坚持的方针是“鼓励创造、支持流转、依法保护、加强管理”，这是政府的基本原则。我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应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不赞成一些国家和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或先进手段进行“强保护”，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使其他多数国家多数人受到损失。这正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软件正版化工程，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微软去采购正版软件，一次就是几十亿美元。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已基本实现软件正版化，现在正版化工程正向企业推进。中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正版化过程都是政府埋单。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公司应该和中国很好地合作，来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应该用这种损害用户利益的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的技术垄断就会适得其反。

　　我国的互联网管理水平和美国差不多

　　《瞭望》：网络侵权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对“扫黄打非”工作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柳斌杰：互联网传播快捷、利用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散布谣言，诽谤他人，制造混乱。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量的淫秽色情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好好的孩子沉迷于淫秽色情的东西，放弃了学业，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这种事件不断发生，人民群众十分痛恨，一些省市的家长教师专门到北京来上访，呼吁政府加大互联网管理，救救孩子的呼声很强烈。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互联网传播快、接点多、落点也多，与传统媒体、出版物相比，发现、取证、查处都有一定难度，就给管理上带来了新的问题。

　　国家在这方面非常重视，采取了“积极发展，加强监管，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我国的互联网管理水平和美国比较是差不多的，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出台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在法律依据上，中国互联网管理是走在前面的。现在的难点就是执法过程，比如说很多淫秽色情的网站，一查服务器是在国外，是跨境的，我们就不好查处，只能在网络上把信息删除，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再比如说在互联网上取证比较困难，举报有，查时无；大型淫秽色情传播活动的网点非常隐蔽，不易发现，等等。所以从实践来讲，打击互联网信息的犯罪还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们目前一是依靠法治，完善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二是加强互联网监管的力量，各级管理部门都设置互联网监管的专门机构，及时发现问题，设立了24小时举报电话，及时处理问题，减少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三是努力采用技术手段加以防范，研发防范淫秽色情这些文化垃圾传播的技术手段；四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健康上网，我们近些年开展了网上忠告、绿色网络行动，引导青少年拒绝盗版，拒绝淫秽色情，拒绝文化垃圾，逐渐提高他们的素质。通过这些办法来综合治理，强化对互联网上各种不良信息和不良行为的管理，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犯罪成本降低导致非法报刊泛滥

　　《瞭望》：打击非法报刊为何成为“扫黄打非”的一个工作重点？

　　柳斌杰：非法报刊是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借用境外的刊号报号在境内非法出版。二是国内出版非法报刊的情况，其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假冒国内名牌报刊，出版自己的非法出版物，比如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你看的是《参考消息》，可是内容全换了，有关部门曾经在重庆发现过好几十种《文汇报》《解放军报》之类的报刊，全是假的；第二类是未经登记批准注册自行办报办刊；第三类是用信息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出版一些不伦不类的非法报刊。

　　这些非法报刊的危害非常大，它传播不良信息和不准确的信息，如果假冒其他报刊的名称，还损害了正规出版单位的声誉。造成非法报刊问题严重的直接原因是印刷技术先进了，数字印刷、互联网印刷等技术手段的普及，导致非法报刊的犯罪成本降低。我们现在正在严厉地查处非法报刊出版，中央领导也多次指出要坚决把非法报刊打掉，否则就会扰乱报刊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新闻出版业的社会声誉。

　　遏制非法出版物是“扫黄打非”的底线

　　《瞭望》：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扫黄打非”的体制机制？

　　柳斌杰：要将完善“扫黄打非”体制机制的过程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相结合。从“扫黄打非”办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总结二十多年来“扫黄打非”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找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在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扫黄打非”的体制机制。

　　第一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对“扫黄打非”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化，在危害国家文化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方面要有一套新思路、新办法，把这些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集中起来，为今后“扫黄打非”工作所借鉴。

　　第二是把发展的观念树立起来。“扫黄打非”净化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归根结底要服务于发展，我们国家在文化领域里处于弱势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发展不充分。为什么国外的文化产品大量到中国来？为什么文化垃圾还有市场？就是因为我们发展不充足，不能满足各个层次、不同修养、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要。如果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了，这些文化垃圾就没有了市场。所以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扫黄打非”工作中去，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最大限度压缩非法出版不良文化信息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到工作中。“扫黄打非”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政策，采取的方案，实施的措施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说过去“扫黄打非”重点是考虑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安全，那么我们现在不仅要考虑到这些方面，还要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这一思想更好地体现在“扫黄打非”工作特别是具体的执法办案中。

　　第四是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做到全面协调。就是要更加强调部门合作，协调动作，城乡区域，上下联动，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不单纯依靠执法机构，要继续保持互联互动、群防群治的体制。

　　第五是科学制订每年的行动方案，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每年专项行动有七八个，这项行动没结束，那项行动又来了，我们现在要科学规划。从去年开始专项行动一个季度发动一次，每打一次战役就认真地总结表彰，然后再开展另外一次。这样做不仅效果好，下面也非常欢迎，大家的工作开展更加有秩序，有效率。

　　我们曾经提出要发挥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工作方针，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把许多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造成更大的影响。主动地去做工作，从工作上、法制上、舆论上掌握主动权。我们始终强调在“扫黄打非”领域，在舆论上要保持积极主动，在法律上要形成很强的压力，在工作上要保持强度，不给犯罪分子更多机会，这是我们今后在工作方面的一个基本思路。具体工作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部署。一般规模大的专项行动全国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规模小一点的就是区域协调推动，全国“扫黄打非办”主要是积极协调，督查落实，遇到有关部门举报立即查处，特别是突发问题要随时处理。保持这样几种工作的态势，就使整个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而不再像早年大多数时候那样采取运动式办法。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扫黄打非”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关注程度来看，中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世界舆论和各国人民更加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势力和一些对我们制度不满的人也加紧了文化方面的渗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奥运会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减少，所以“扫黄打非”任务还很重。遏制非法出版物和非法信息，不让它干扰破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是“扫黄打非”工作的底线。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来源：瞭望)